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3/10页）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出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14——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这痛苦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它那悲惨而炽烈的性质也会平伏；在合众国的新世界中它便几乎并不存在。那里的人民年轻有为，富于事业心，实干胜于聪明，一心一意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我们那种悲痛的体验。除此以外，那儿也没有两种教育水准。在那个社会里，构成各别阶层的人在不断变化，随着每人的收支账目而上浮或下沉。英国移民的强壮血统在惊人地繁衍；如果它占了上风，人们不会因而幸福一些，但会富足一些。这富足比起浪漫主义的欧洲所向往的富足会差一些，贫乏一些，枯燥一些，然而在那里不会有皇帝，不会有集权，也许还不会有饥饿。谁能够摆脱旧欧洲的亚当，脱胎换骨，变成新的乔纳森15，那就请他搭上第一艘轮船，前往威斯康星或堪萨斯吧，到了那儿，他也许会比待在分崩离析的欧洲愉快一些。

不能这么做的人就留在原地，作为人类美好梦想的体现者继续过活吧。这些人离不开自己的梦幻和憧憬，不能达到美国的理性高度。

这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我们人数不多，不用多久就会绝迹的！

那么人的发展怎么会跟自己的环境脱节呢？……

不妨想象一下在温室中成长的青年，比如，那个在《梦》16中描写过自己的人；想象一下他怎样面对最枯燥乏味、最沉闷窒息的英国社会，面对英国生活这怪诞的弥诺陶17——它是由两个动物不协调地粘合而成的：一个已经衰老，另一个则站在深及膝盖的沼泽中，像女像柱18一样始终保持着紧张的肌肉，以致没有一滴血能流进头脑。如果他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他就不致在三十多岁死于希腊，今天可以成为帕默斯顿勋爵19或约翰·罗素爵士20了。但是由于他不能，那就毫不奇怪，他和自己的哈洛尔德只能对着船儿说：“随你把我送到哪里，只要远离我的故乡。”21

然而在那远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给拿破仑宰割的西班牙，荒芜的希腊，1814年22普遍复活的各种发臭的拉撒路；不论在拉韦纳或狄奥达蒂23，要躲避是不可能的。拜伦既不能像德国人那样从永恒的观点满足于理论上的探讨，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陶醉于政治上的空谈，于是他倒下了，但他是像严峻的提坦24一样倒下的，他投给人们的是蔑视，而不是包着糖衣的药丸。

拜伦作为诗人和天才在四十年前所感到的不协调，到了今天，在一系列新的苦难之后，在1830年到1848年的污秽的转折时期25，以及从1848年到今天的丑剧之后，已经被许多人意识到了。我们也像拜伦一样变得无所适从，找不到安身之处。

现实主义者歌德跟浪漫主义者席勒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一个是太像虔诚的教徒，另一个是太多哲学意味。两人都可以在抽象世界中获得和平。当“否定的精神”表现为靡非斯特菲勒斯这样的戏谑者时，分裂还不是太可怕的；他那冷嘲热讽、永远对立的性格，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能与最高的和谐取得一致，向大家唱出：“她得救了！”26《该隐》中的卢息弗27却不同，这是阴郁的黑暗天使，痛苦的思想充满了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在他额上发出幽暗的闪光。他不是用否定来嘲笑，不是用大胆的怀疑来戏谑，也不是用感官之乐做诱饵，给你提供天真的姑娘、美酒和珠宝，而是平静地把你引向杀戮，引向自己，引向罪恶——它依靠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它有时像月光照耀下的一泓死水那么诱人，可是你从它阴森的、冰冷的、闪光的怀抱中，除了死亡，什么也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