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2/10页）

这种不协调现象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越来越看到，任何信仰都无济于事。在罗马产生这种裂痕之后，出现了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后，出现了对文明、对人类的信仰。自由主义构成了最后一种宗教，只是它的教会宣讲的不是来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学是政治学；它立足在地面，没有神秘的和解办法，它需要事实上的和解。风行一时之后又归于没落的自由主义，已把这种脱节现象暴露无遗；它所引起的痛苦意识表现在现代人的讽刺中，他的怀疑主义中，它们彻底扫除了打倒的偶像。

讽刺是苦闷的发泄，它看到逻辑的真理与历史的真理并不一致，除了辩证的发展，还有人的情绪和偶然因素在发生作用，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因素。

绝望6，就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仰的时代之一。我不必提伟大的殉难者圣茹斯特和使徒让·雅克·卢梭；但难道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为富兰克林的孙儿祝福的伏尔泰爷爷7不是人类宗教的虔诚信徒吗？

怀疑主义是同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国8一起宣告诞生的。

雅各宾派和一切革命者都属于少数派，发展水平的不同使他们与人民生活相隔离，他们构成了一种世俗的教士集团，准备担当人民群众的世俗牧师。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思想，它的最高的、然而不是普通的认识，不是每个人的思想。

这新的教士集团没有掌握强制手段，不论有形的或无形的都没有。他们手中一旦失去权力，便只剩了一种工具——信念，然而信念光靠正确是不够的，一切错误便来自这里，因为它还需要另一个条件——脑力的平等！

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在高唱胡格诺派9的圣歌和神圣的《马赛曲》时，在火炬燃烧、鲜血遍地时，这种不平等是不会被意识到的；但是最后，封建君主的阴森大厦崩溃了，墙壁终于被推倒，铁锁被砸破……再用一把力，缺口便形成了，勇敢地走在前面，大门打开了，群众一拥而入，然而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群众。这都是谁呢？他们属于哪个世纪？这不是斯巴达人，不是伟大的罗马公民。“我是奴隶，不是俄狄浦斯！”10无法抗拒的污泥浊水淹没了一切。1793、1794年的恐怖时代反映了雅各宾派内心的惶惑：他们发现了骇人的错误，想用断头台纠正它，但是不论砍下多少脑袋，还是只能在崛起的社会阶层面前垂下自己的脑袋。一切都向它屈服，它战胜了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它冲垮了旧体制，用自己代替了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实力派，当代的多数派；西哀士11的话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正确，他说，市民便是“一切”。

市民阶级不是革命产生的，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那是与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种方式。贵族把他们踩在脚下，列入第三等级；自由以后，他们便踏着解放战士的尸体，建立自己的秩序。少数派不是被镇压，便是被市民阶级所吞没。

每个世代都有一些人不顾客观形势，依然充当思想的坚定保卫者；正是这些利未人12，或者不妨称作阿兹特克人13，由于独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裕的有闲阶级的智力优势，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这件事的荒谬和不合理使我们生气，无法忍受。仿佛有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保证过，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公正，沿着康庄大道前进。我们对大自然和历史进程的奥妙一直大惑不解，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在大自然和历史中，都有许多偶然的、愚昧的、不顺利的、混乱的因素。理性和思想的胜利只是最终的结论；一切都是从新生儿的愚昧无知开始的；可能和意向蕴藏在这中间，但在通向发展和觉醒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外在的和内在的影响、曲折和停滞。一个人的头脑积了水，另一个人跌到地上压扁了脑袋，两人都成了白痴；第三个人没有摔跤，也没有死在猩红热中，他成了诗人、将军、土匪、法官。在自然界，在历史上，在生活中，一般说来我们大多只知道胜利和成功；现在我们才开始感到，不会每一张牌都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张错误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