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4/17页）

第二天一早，凯切尔就安静地、伤心地在屋里踱方步，一边拼命吸烟斗，等待我们中间谁跑去把他大骂一顿，然后和好如初。当然，和解时他还是不会放下架子，始终保持着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风。万一没有人来，凯切尔就会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垂头丧气地走进涅格利纳河边的咖啡馆，或者那个安静明朗的避风港——米·谢·谢普金的家，他在那里总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于是他待在那里，等到他所掀起的风暴平息为止。他自然要向米·谢诉苦，埋怨我们；好心的老人便骂他，说他乱弹琴，我们根本不是他讲的那号坏人，还马上会带他来见我们。我们知道，凯切尔闯了祸自己也很痛苦，对他不肯直截了当找我们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谅解，或者不如说宽恕，三言两语把争吵一笔勾销了。我们的让步首先得归功于夫人们，她们几乎总是他的庇护者。她们赞许他心直口快（他对她们也不留情），虽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们的姑息态度，凯切尔相信，做人就应该这样，这是可爱的，也是他责无旁贷的。

我们在波克罗夫村的辩论和争吵，有时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它们也留下了漫长的黑影，往往几天不能消失。

“为什么咖啡的味道这么坏？”我问马特维。

“它的煮法不对。”凯切尔说，介绍了他的煮法。咖啡还是那样。

“把酒精和咖啡壶给我，我自己来煮。”凯切尔说着便动手干。咖啡毫无起色，我向凯切尔指出这一点。他尝了尝，马上从眼镜下注视着我，用激动的嗓音问道：

“那么照你看，这咖啡没有好一些？”

“没有。”

“真奇怪，你在吃东西这种小事上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

“问题不在我，在咖啡。”

“简直太糟了，这就是不幸的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这不是我煮的咖啡，也不是我制造的咖啡壶……”

“我了解你……你就是喜欢固执己见。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咖啡，真无聊，简直是极端自高自大！”

他忍不住了；我在口味上的专制主义和自高自大使他大为恼火，马上把帽子一戴，提起篮子，跑进了树林。到傍晚他回来了，走了二十多俄里；他喜欢采集食用菌，白菇、白桦蕈和牛肝菌的丰收，驱散了他的阴郁心情；我当然也忘了咖啡的事，竭力赞美各种蘑菇。

第二天早上，他又想重提咖啡问题，但我避开了。

我们争吵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我儿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与医学和哲学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长期认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以外，世上任何人都对它们抱有固定的、明确的观点。你问怎么建造桥梁，怎么排除沼地的水分，人家会坦率地说，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农艺师。但你谈到水肿病或肺痨，他就会凭记忆推荐一些药，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他伯父的经验；谈到教育，他更会滔滔不绝：“我有这样一条原则，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对于教育，我不爱开玩笑……这是一件太应该关心的事。”

凯切尔对教育持有怎样的见解，这可以从我们描绘的他的性格中毫发不爽地看到。在这方面他也是非常彻底的，一般谈论教育的人却不具备这种精神。凯切尔与《爱弥儿》19的观点一致，坚信推翻现在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要把孩子从人为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有意识地让他重返野蛮状态，那种原始的独立状态，在那里一切都趋于平等，连人与猿猴之间的差别也再次消失。

我们自己离这种观点也不太远，但在他那里，它正如一切东西一旦落进他手中一样，变成了一种狂热病，不容许丝毫的怀疑和反对。古老的、神学的、烦琐的贵族教育，它那种教条主义，那种空洞理论，那种迂阔而墨守成规的古典主义精神，那种专重外表、不重实质的道德观念，是应该反对的，也是必须反对的。不幸的是在教育问题上，正如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只能摧毁旧事物，不能给予任何接替它的新事物。让·雅克20的门徒们向往的正常人物，却怀着野蛮的偏见，要使孩子脱离历史环境，变得对它一无所知，仿佛教育不是要让个人参与人类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