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2/17页）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自由，对斗争记忆犹新，但他们相信这胜利，并以此自豪。洛德尔始终反对按照菲拉列特的教义问答讲授解剖学。他旁边还有瓦尔德海姆·费谢尔和外科医师希尔德勃兰特，这些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3讲过了。此外还有各种德籍助理、实验员、解剖员和药剂师。“听不到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脸”4。俄国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我们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凯切尔尊敬地怀念着他，看来他对学生们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医科大学仍与其他大学不相往来，那里的学生包括德国人和教会中学毕业生两类，他们不问外事，只知道埋头读书。

但埋头读书对凯切尔是不够的。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德国人，他寻找的首先不是职业。

他的家庭对他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年轻时起他就喜欢独自过活。周围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厌恶。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读再读。

凯切尔后来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对他的影响。

席勒非常符合我们大学生的口味。波查和麦克司，卡尔·穆尔和斐迪南7，大学生，当强盗的大学生——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议，最早的愤怒。凯切尔热血沸腾，感情胜过理智，席勒诗中反映的一切，对话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领悟和接受的。他废寝忘餐，反复阅读，对他说来批判和怀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90年代8，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

作为一个理想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不妨说是政治伦理的理想家），他在当时的医科大学中恐怕很难找到他所要寻找的生活环境。他内心的苦闷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他脱离了周围的人，愈来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图从他们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到处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变得桀骜不驯了，习惯于皱眉头，毫无必要地讲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种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