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5/17页）

关于教育的争论往往不会停留在理论范围……它与实际太接近了。我的儿子那时七八岁，体质虚弱，常患感冒和痢疾。这一直继续到我们去那不勒斯，或者在索伦托遇到一位名医为止，这位医师改变了整个医疗和卫生方法。但当时凯切尔想一下子把他锤炼成钢铁，我不同意，他便大发脾气。

“你是保守派！”他大叫大嚷，“你会葬送这个不幸的孩子！你在使他变成弱不禁风的少爷，同时也是一个奴隶。”

孩子在母亲生病时淘气，吵闹，我制止他；除了单纯的必要性，我认为，要他为别人，为无限爱他的母亲，约束一下自己，这是完全合理的。但凯切尔深深吸了一口“茹科夫”烟，板起面孔，冲着我说道：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他叫喊？他需要叫喊，这是他的生活。打倒父权思想！”

这种争执，不论我怎样不以为意，还是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凯切尔的亲密友谊。一旦友谊破裂，他会比大家更痛苦，因为他还是与大家不能分割的，而且他也很难过孤独的生活。他的性格根本不是内向的，主要是外向的。他不能没有朋友。他干的工作是经常与另一个人谈话，这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工作了一个上午，他会感到厌倦；夏天他还可以到田野中散步，在花园中种花，但冬天，他只得穿上著名的斗篷，或者骆驼色粗毛大衣，走出索科利尼基，上阿尔巴特街或尼基塔街找我们了。

他的急躁任性，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缺乏内心活动，缺乏论证和分析能力，不能对事物形成明确的概念和提出问题。对于他，问题是不存在的，它早已解决，他只要向前走，不必左顾右盼。如果他是干实际工作，那也许还好，可是并无实际工作供他做。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上层阶级有权过问这些。于是他把渴望活动的心情倾注到了朋友间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靠理论工作摆脱那种折磨他的空虚感的，可是他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一锅煮，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或那样——在他看来反正一样，一旦决定，他便一直朝前走，决不回头，始终固执地忠于自己的决定。

尽管这样，1846年前我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破裂。纳塔利娅非常爱凯切尔，对1838年5月9日21的回忆是无法与他分开的。她知道，他表面上虽然像刺猬，心中却怀着温柔的友情；但她不愿看到这些刺生长，变得愈来愈多。与凯切尔的争吵，她觉得是不祥之兆；她想，把我们整个青年时代紧紧拴在一起的链子，哪怕用一把小小的锉刀锉它，日子长了，也能把它锉断，一旦各个环节一个接一个断了，整条链子也就散开了。在彼此攻击、各不相让的当口，我往往看到她脸色苍白，示意要我停止；她抛开暂时的烦恼，向他伸出手去。有时凯切尔很感动，但他仍强作镇静，竭力表示实际上他并不在乎，他准备和解，不过，很抱歉，他还是会继续争论……

这种谴责和退让的友谊，它们那反常的、摇摆不定的关系，本可继续多年，但是新的情况使凯切尔的生活复杂化了，这种关系也急转直下地变了。

他也有他的恋爱故事，它正如他一生的一切那么奇怪，把他迅速地拖进了无法自拔的家庭的泥沼。

凯切尔的生活本来非常简单，他像无牵无挂的大学生在人间漂流，只有一些起码的需要，现在这一切突然变了。他的家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或者不如说，他有了个家，因为那儿有了个女人。这以前谁也不能想象凯切尔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家庭，他放浪不羁，随随便便，走路时吃东西，吃饭时一边喝汤、吃牛肉，一边吸烟，晚上不睡在家中，以致康·阿克萨科夫取笑他，说“凯切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别人是用膳，他是吃东西”。可是现在他忽然有了一个窝，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