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二章（第3/6页）

在3月份的一次讲演中，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急匆匆跑来报告：奥加辽夫和萨京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已几年不见，也很少通信，不知他们……怎么啦？我与格拉诺夫斯基怀着激烈跳动的心赶往他们所在的雅尔饭店。啊，这是他们，终于回来了，变得多了，胡髭那么长，几年不见……我们问长道短，开始闲聊，虽然心里想讲的是另一些话。

我们小组的人终于又几乎全部会面——现在又可以像从前那么生活了。

1845年夏，我们住在索科洛沃的别墅中。索科洛沃，这是莫斯科县美丽的一角，离城二十来俄里，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旁边。我们租了那儿一幢不太大的主人住宅，周围像一片花园，一直铺展到山麓的小河旁。它的一边是我们大俄罗斯种满庄稼的辽阔田野，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优美风光，难怪主人把那儿的一所亭子题名为“美景亭”。

索科洛沃本来属于鲁缅采夫伯爵家。他们在18世纪是豪富的贵族地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短处，在欣赏能力上他们却高人一等，为他们的后辈所望尘莫及。莫斯科河边这些古老的贵族庄园和乡村无比美好，尤其是那些还未经最近两代子孙改建和翻修过的地方。

我们在那儿过得很愉快。没有出现过遮没夏日天空的任何浓厚乌云；在这花园中，我们尽情工作，尽情玩乐。凯切尔的唠叨少了，虽然有时他还要把眉毛扬得老高，带着强烈的表情说一些叫人难堪的话。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几乎每逢周末必然来耽搁一夜，有时甚至挨到星期一才走。米·谢8也租了一所别墅，离我们的不远。他常常徒步走来，像拿破仑在朗伍德那样9戴一顶阔边帽子，穿着白上衣，手提一篮采集的蘑菇，说说笑笑，唱些小俄罗斯曲子，讲几则故事，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想，终生为世界的罪孽以泪洗面的约翰10，听了这些故事也会破涕为笑的……

我们常常坐在花园边上的一棵大椴树下促膝谈心，那时唯一遗憾的只是奥加辽夫不在。现在他回国了；1846年我们重游索科洛沃时，他也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整个夏季租了一套小厢房，奥加辽夫被安置在阁楼上，他下面是管房子的，一个失去了一只耳朵的海军少校。

尽管这样，过了两三星期，一种不明确的感觉在我心头诞生了，似乎我们的别墅生活并不美满，而且无法改善。凡是筹备过酒宴的人，都会为朋友们未来的欢乐预先感到高兴；后来客人到了，一切顺利，没有出乱子，可是预期的欢乐并未实现。只有当你不感到血液怎样在血管中流转，不想到心脏在怎样跳动的时候，生活才是轻快而美好的。如果每一个跳动都会在头脑中引起反应，那么眼看就要生病，和谐就要保不住了。

朋友们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大家沉醉在节日的欢乐和兴奋中；但这段时间还没过去，我的父亲病了。他的逝世，繁忙的事务，使我暂时忘记了理论问题。但在宁静的索科洛沃生活中，我们的分歧势必要表现在谈话中。

奥加辽夫与我四年未见，但在思想上我们仍是一致的。我们从不同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最后又来到了一起。纳塔利娅也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那些严肃的、初看有些可怕的结论，并未使她胆怯，她赋予了它们一种特殊的诗的色彩。

争论越来越多，通过千百种方式反复出现。一天，我们在花园中用膳。格拉诺夫斯基读了《祖国纪事》上我论研究自然的一封信（记得是谈百科全书派的），感到非常满意。

“你赞许它的什么呢？”我问他。“除非是它的辞藻吧？它的内在意义你是不可能赞同的。”

“在思维科学上，”格拉诺夫斯基回答，“你的意见正如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喜欢你的文章，正因为我喜欢伏尔泰或狄德罗的作品；它们生动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唤醒人们，推动他们前进。至于你观点中的一切片面性，我未敢苟同。难道现在还有人大谈伏尔泰的理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