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4/24页）

自然，这声音必然引起人们的反对，否则它就变得完全正确了，它是这么说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这是“丧失理智，是给人民的严峻教训，表明闭目塞听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42它是悔罪和责难；预知消弭矛盾的办法，这不属于忏悔和抗议的责任，否则认罪变得无关紧要，赎罪也只是虚伪的空话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时间，这凶险的声音惊醒了所有的人，连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大家惊讶不安，多数人觉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来个人向作者大声喝彩，热烈鼓掌。客厅的议论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继之而来。首先发难的是德国人出身的俄国爱国者维格尔，他是因普希金的讽刺诗才从反面名噪一时的。43

杂志随即被封闭；担任图书审查官的莫斯科大学老校长博尔德列夫被撤职；发行人纳杰日金44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恰达耶夫则由尼古拉下令宣布为疯子，并被迫具结永不写作。每逢周末，医师及警察局长务必光顾一次，为他检查身体，向上呈报，即根据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签字的五十二份假诊断书；这不失为聪明而合乎道义的办法。他们当然受到了惩罚；恰达耶夫对他们怒目而视，毫无惧色，把这种把戏看作独裁政权实际已经发疯的表现。医师和警察局长始终不敢透露他们光顾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与恰达耶夫见过一面。那是在奥加辽夫被捕的当天。我已谈过，这一天米·费·奥尔洛夫家举行宴会。宾客到齐后，进来一个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与众不同，显得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这必然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奥尔洛夫拉住我，给我介绍；这便是恰达耶夫。这初次会面，我印象不深，对他也并未留意；他与平时一样，态度冷漠，严肃，才气焕发，愤世嫉俗。饭后，奥尔洛夫的岳母拉耶夫斯卡娅对我说：

“您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唉，青年人，青年人，你们现在怎么都变得这样啊？”

“您以为，”恰达耶夫说道，“我们现在还有青年人吗？”

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回到莫斯科后，我与他接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恰达耶夫那忧郁而独特的姿态，在暗淡沉闷的莫斯科上流社会中显得很不调和，似乎是对它的一种悲痛的谴责。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轻浮的枢密官、满头白发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废物中间，我喜欢看到他。不论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马上可以发现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龄而变形，穿得总是十分整齐；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他那柔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仿佛这是蜡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前额像秃顶一样大”45，灰蓝的眼睛露出伤感的神色，同时显得那么善良，薄薄的嘴唇却相反，总是挂着讥嘲的微笑。十年来，他合抱着双手，站在某个圆柱旁边，站在林荫道的树木下，站在客厅、剧场和俱乐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议一样，凝视着周围那扰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情怪僻，与社会落落寡合，又无法与它决裂，于是他讲出了心中的话，而把热情安详地隐藏在冰层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样。接着他又沉默了，又显得怪僻、不平、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视着莫斯科社会，但依然无法抛弃它。不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觉得与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办；不知为什么，大家怕接触他那毫无表情的脸，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忧伤的嘲笑，那鄙视而宽容的神态。是什么使他们接待他，邀请他……甚而登门拜访他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