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2/24页）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激发了俄国的斯拉夫种族观念。

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这是对风行一时的外国影响的反抗，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须的时候就开始了11。

对彼得堡恐怖主义教化的反抗从未间断；反抗者被处死，被肢解，被挂在克里姆林宫的雉堞上，由缅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少年兵”13当场射杀，这便是那些叛乱的狙击兵14的命运——被投进彼得堡要塞的监狱中毒死，这也是阿列克谢太子15的遭遇。后来，这种反抗又表现为彼得二世时期的多尔戈鲁基集团16，比龙时期的反德情绪17，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普加乔夫起义，在普鲁士霍尔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当政时期，它还表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德国东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现在依靠当时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丽莎白女皇身上20——莫斯科居民以为她加冕之时，会杀尽一切德国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义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又是另一类斯拉夫主义者。

士兵们要求撤换巴克莱·德托利21，因为他的姓是德国姓，这些人是霍米亚科夫及其同伙们的前辈。

1812年的战争大大加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但1812年的爱国主义没有维护斯拉夫旧传统的性质。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亚历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切强大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时，都会激发一种力量，实际上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本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高昂的胜利感，进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论是贫乏的；爱国志士为了使人爱俄国历史，不得不按照欧洲的方式表现这种感情。他们一般从法文中把希腊罗马式爱国主义搬进俄文，这不外是这样的诗句：

对于高尚的心，祖国是多么宝贵啊！22

确实，希什科夫23当时已在喋喋不休，要复活古文体，但他的影响极其有限。至于真正的民族体裁，大概只有写过告民众书之类传单的半法国人罗斯托普钦伯爵才知道。24

随着战争之被遗忘，这种爱国主义也渐告平静，最终或者蜕化为《北极蜂》25那种卑鄙下流、厚颜无耻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无聊的扎戈斯金26式爱国主义，把舒亚城吹成我们的曼彻斯特27，把舍布耶夫28吹成我们的拉斐尔，大言不惭地夸耀刺刀，夸耀从冰天雪地的托尔尼奥绵延至丛山峻岭的塔夫利达的辽阔疆域……29

在尼古拉统治下，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为了适应它的世界主义性质，这股野蛮的风气愈演愈烈，最后出现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风格发明的国歌30，按照席勒的风格描绘的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为了与欧洲，与文明，与革命切断联系，他从自己这边树起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这三位一体的大旗。他按照普鲁士军旗的式样绣制这面旗帜，把一切都拿来作它的支柱：扎戈斯金的粗俗小说，粗俗的圣像画，粗俗的建筑术，乌瓦罗夫32，对合并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国》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与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义的汇合，对于前者是一大不幸。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它们之间除了文字便毫无共同之处。莫斯科斯拉夫派诚然偏激和荒谬，但是没有利害打算，与第三厅或当地警察局也毫无关系，当然，这对它并无帮助，它仍是非常荒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义者加伊35路过莫斯科，这个人后来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罗地亚族的鼓动家，但同时又与耶拉契奇36长官过从甚密。莫斯科人大多轻信一切外国人；加伊不单是外国人，也不单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因此他极易打动我们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们对达尔马提亚及克罗地亚苦难深重的东正教弟兄的命运的同情。37几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笔巨款，此外，莫斯科人还以支持全体塞尔维亚人和罗塞尼亚人的名义设宴款待加伊。席间，一位声调及职业均属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大概因频频为黑山族领袖，为一切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举杯祝酒，以致热血沸腾，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