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3/24页）

我要痛饮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头脑还没糊涂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很反感。多亏聪明机智的统计学家安德罗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诗人；他从椅上一跃而起，拿起餐刀说：“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离开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我的房东，制造乐器的老技师迪茨是德国人，我得赶紧去宰了他再来喝酒。”

一场哄堂大笑使愤怒化为乌有。

就是在这一群要以鲜血来祝酒的伙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诺夫哥罗德期间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热的，一般说来喜欢论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39，这种特点尤其有所发展；但在这以前，恰达耶夫的《书简》轰动一时40，已使他们不得不紧密团结，大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

恰达耶夫的《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这是黑夜中发出的枪声；也许它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呼声，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不论怎样，必须醒来了。

一份评论月刊上的两三页篇幅，能起什么作用呢？然而语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个不习惯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沉默无声的国家内，几页文字便发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恰达耶夫的《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它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误》之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影响。它们之间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时期已两面碰壁。坚强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留下的空白点后继无人。思想在苦闷中探索，但还一无所获。讲话是危险的，而且也无话可说，就在这时，一个阴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众安详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41。

1836年夏，我静坐在维亚特卡的书房中，邮车驿员给我送来了最新一期《望远镜》。只有尝过流放的滋味，在穷乡僻壤生活过的人，才会理解新书的意义。自然，我丢下一切，动手裁开《望远镜》的书页。《哲学书简》是写给一位夫人的，没有署名。脚注中说，这些信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的，即是说，它是译文。这一切使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开始读“评论栏”和“杂文栏”。

最后才轮到《书简》。读了二三页，我已被它那严肃悲痛的语调吸引住了：每句话都散发出一种已经冷却、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积的忧愤情绪。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体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我往下读， 《书简》变得高大了，成了对俄罗斯的阴森逼人的控诉书，一位历尽忧患、想把心头积压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议书。

我两度掩卷叹息，读不下去，想让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往下读。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无名作者的文章……几乎使我发狂。后来我把《书简》读给维特贝格听，读给维亚特卡中学的青年教师斯克沃尔佐夫听，然后又独自诵读。

同样的情形很可能也发生在各省各县，发生在首都和老爷们的住宅中。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长期与人民隔绝的那部分俄国人，在单调乏味、无所作为、不能提供任何补偿的桎梏下，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苦难。每人感到了压力，每人有话要说，然而大家沉默着。最后来了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出了这些话。他的话句句沉痛，没有一线光明，他的观点也没有一线光明。这就是恰达耶夫的《书简》，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声，对彼得的俄国的谴责——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难道这种现状曾怜惜和宽容过作者或任何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