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八章（第4/10页）
责备妇女固执己见，未必是公平的。有谁曾严肃而正直地致力于破除她们的偏见呢？破除它们的是经验，因此被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婆子和儿童回避坟墓或那种地点……10
她跨过了界线，但这是在接触到棺木之后！她什么都明白了，然而打击来得猝然而沉重；对我的信念动摇了，偶像坍毁了，幻觉的痛苦变成了现实。难道这事不是证明我内心空虚吗？如若不然，为什么一遇诱惑便无法抵御？而且这是什么诱惑？发生在何处？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
我觉得这一切并非如此，觉得她从来没有被牺牲，“情敌”这话不合适，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也不致发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明白，她的想法是自然的。
激烈的斗争在她心中进行，对这一点，不论以前和以后，我都感到惊讶。她没说过一句让卡捷琳娜伤心的话，使她可能猜到纳塔利娅已知道一切——承受责备的是我。她离开我们的家时心平气和，毫无芥蒂。纳塔利娅对她那么亲切，让她获得了自由，以致这个平凡的女人（她仍是人民的纯真的儿女）抽抽搭搭，跪在她面前，亲自坦白了一切，并请求饶恕。
纳塔利娅病了。我在她旁边，成了我所造成的灾难的见证人；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自我控诉人，甚至准备成为行刑人。我的想象翻腾起伏——我的堕落越来越显得严重了。我觉得自己卑鄙可耻，几乎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在那时的笔记本上，我留下了一系列精神失常的痕迹：从悔罪和自我谴责到怨恨和烦躁，从忍耐和流泪到愤怒……
1843年3月14日我写道：“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个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充满悔恨，决心与旧我决裂的时候，他是希望受到鞭挞和惩罚的，任何判决他都乐于接受，他会温顺地垂下头忍受一切，但愿拷打和灾难会减轻他的痛苦，刑罚会勾销和抵偿过去的错误。然而惩罚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如果它继续不断，如果它重提旧事，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开始为自己辩解……确实，他已作了真诚的忏悔，此外还要他说什么呢？他还得靠什么来赎取前愆呢？做人的道理应该是：在为罪人的堕落与他同声痛哭之后，向他指出，他还有改过自新的途径。一个人犯了罪，如果让他相信，他已无可救药，那么他只能自杀，或者更加沉沦下去，以求忘记一切，此外没有其他出路。”
4月13日：“爱情！……它的力量在哪儿？我爱她，可是侮辱了她。她更爱我，可是不能宽恕我的侮辱。既然这样，人与人之间还剩下什么？这只能是一种直线的发展，对它说来无所谓过去，过去始终活在它中间，永不消逝……它没有曲折，只会断裂，只会随着另一个人的堕落而幻灭，不可能恢复原状。”
1843年5月30日：“清晨的红霞消失了，当暴风雨逐渐过去，乌云逐渐散开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增加了，可是幸福感减少了。”11
纳塔莉娅愈来愈沉浸在忧郁中——她对我的信心动摇了，偶像倒塌了。
这是危机，是从青年到成年的痛苦转折。她无法摆脱那些折磨她的思想，她病了，瘦了；我在她面前惶恐不安，责备自己，我看到我已丧失了从前那种可以排除任何阴郁情绪的至高权力，我为此痛心，更无限怜惜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