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八章（第2/10页）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祝未来幸福！1845年3月25日于莫斯科。”

1842年4月4日写着这么一段话：

“我的天，多么不能忍受的忧郁哟！这是软弱，还是我的法定权利？难道我应该把生活看作已经结束，难道我的全部工作意愿，我亟待吐露的一切，都应该予以压制，让这些要求无声无息地湮灭，然后开始空虚的生活？人生可以只留下一个修身养性的目的，但是在书斋中，同样可怕的忧郁依然困扰着我。我之需要发言，也许正如蛐蛐之需要鸣叫一样……而这种压力还得忍受多少年啊！”

仿佛自己感到害怕似的，我在这后面摘录了歌德的几行诗：

失去财产——损失不大，

失去荣誉——损失极大，

但你一旦赢得声誉，

人们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

而失去勇气——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不如没有出生更好。5

以后还写道：

“……我的双肩已将压断，但仍支持着！”

“……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全部恐怖，全部悲剧方面，未来的人们能否理解，能否正确评价呢？然而我们的痛苦，正是他们的幸福所赖以生长的胚胎。他们能否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所事事，追求各种享乐，喝酒及其他？为什么我们的手不从事伟大的劳动，为什么在兴奋的时刻不能忘记忧愁？……让他们站在我们长眠的墓前，洒下几滴怀念的泪水吧：他们的眼泪，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我再也无法长时间忍受我的处境了，我会窒息死的——不论怎样，我必须挣扎出去。我写信给杜贝尔特，要求他设法让我获准移居莫斯科。信写好后，我病了，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大概正是妓女初次出卖灵魂时体验到的心情……”

然而我这种苦恼，这种不可克制的焦躁的呼声，这种对自由活动的渴望，这种手脚被束缚的感觉，纳塔利娅却作了不同的理解。

我常常发现她坐在萨沙的小床旁边，眼睛哭得肿肿的；她竭力使我相信，这一切只是由于她心情不好，不值得注意，也不值得多问……我相信了她。

一天晚上我回家较迟，她已经睡了。我走回卧室。我的情绪很坏：刚才菲6邀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他怀疑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与警察有联系。这类事使我痛心，主要还不是由于可能发生危险，而是由于精神上感到的厌恶。

我默不作声，在屋里踱来踱去，思量听到的消息，突然发觉仿佛纳塔利娅在啼泣；我拿起她的手帕，它已给眼泪浸得湿湿漉漉的。

“你怎么啦？”我问，有些害怕和震动。

她握住我的手，呜呜咽咽地对我说：

“我的朋友，让我向你实说吧；也许这是虚荣感，是利己心，是精神失常，但我感到，看到，我不能使你快乐；你心里烦闷，这我能理解，我不怪你，但我难受，痛苦，我只得哭泣。我知道，你爱我，也同情我，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忧郁来自哪里，这空虚感来自哪里，你只是觉得你的生活太贫乏——那么说真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像一个人突然在半夜给人叫醒，在他还没完全清醒之前，就把一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惊骇，发抖，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来心安理得，坚信我们的爱情根深蒂固，完满无缺，因此从不谈论到它，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根本是不言而喻的；安详的感觉，无限的信任，排除了一切疑虑，甚至内心的犹豫，这已构成我私生活中幸福的基本源泉。宁静，安谧，生活的美好方面，这一切仍如1838年5月9日7我们在墓园相会以前一样，仍如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初期一样，这完全在于她，在于她，在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