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三章（第4/8页）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并不虐待流放者，一般说还比较温和。他不露声色地改善自己的境况，像地底的田鼠，神不知鬼不觉地积钱，宦囊虽不丰富，却也足够养老了。

为了某种不明原由的监督和管理上的需要，他命令全体住在彼尔姆的流放人员，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在他官邸集合一次。他衔了烟斗，拿了名单，检查是否全部到齐，如果谁没到，就派警察查明原因，然后几乎什么话也不讲，便解散了。由于这样，我在他的客厅中认识了所有他不准我认识的波兰人。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自从被捕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然而这是在西伯利亚边陲的小城市中，我毫无生活经验，对未来所要面对的环境也一无所知。

我从家门走进教室的门，又从教室走进友谊的圈子——读书，理想，大家志同道合，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后来进了监狱，那与世隔绝的监狱。我与生活的实际接触是在这儿，在乌拉尔山麓开始的。

这生活马上在我眼前展开了。我到达的第二天，省政府的门警就陪我去找住所。他把我领进一所宽敞的平房，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要几间小屋子，最好不是整幢的，他还是非要我进屋不可。

主妇把我让到沙发上，听说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便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勃里特先生没有？我回说，连这样的姓我都从未听说过。

“怎么，你没听到过卡勃里特？”老太婆说，又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真的，少爷，他在这儿当过副省长呢。”

“可我九个月前已进了监狱，也许因此才没听到他。”我笑笑说。

“大概是这个缘故了。那么，少爷，你是要租房子的？”

“这房子太大，实在太大，我已经对老总讲过了。”

“宽敞一点不是坏事。”

“话是不错，可宽敞就得付宽敞的钱呐。”

“先生，谁对你讲过我的价钱啦，我还没开口呢。”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么大的房子租金不会便宜。”

“你肯出多少钱呢？”

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说我至多出三百五十纸卢布。

“好，这就够了，我的好先生，你吩咐把箱子什么搬来吧。请喝一杯特内里费葡萄酒。”

我觉得房租便宜得奇怪，租了房子，打算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了问你，你自己养奶牛不养？”

“对不起，我从来不养牛。”我回答，她的问题使我吃惊，我甚至感到受了侮辱。

“哦，那我可以供应你鲜奶油。”

我走了，一直觉得不自在，心想：我到了什么地方，像个什么样子，居然有人怀疑我可能自己养奶牛。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熟悉一切，省长突然向我宣布，我已被调往维亚特卡，因为一个指定前往维亚特卡的流放者7要求调来彼尔姆——他有亲属在彼尔姆。省长希望我第二天便动身。这不可能；我本以为可在彼尔姆住一个时期，买了各种日用品，现在只得半价出售。在百般推托搪塞之后，省长才允许我多留两天，但有个条件：不准找机会与那个流放者见面。

第二天我准备去出售马和其他杂物，忽然警察局长来了，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我向他解释，省长已准我延期，警察局长给我看公文，公文上确实写得清清楚楚，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送走我。公文是当天发的，因此是在省长与我谈话之后。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警察局长说，“我们这位大人物要把延误的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们去戳穿他。”

“走！”

省长说，他忘了给我的许诺。警察局长便狡猾地问他，要不要重写一份公文？

“何必多此一举！”省长简单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