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三章（第6/8页）
穆拉维约夫对待犯人态度粗野，用下流话辱骂他们。有一次他大发雷霆，竟然走到采哈诺维奇面前，想当胸揪他的衣服，也许还想打他，可是在戴镣铐的犯人的目光逼视下，他退缩了，改变了声调。
我猜想得到，这目光应该是怎样的。事隔三年，他讲起当时的情形，眼睛还炯炯逼人，额角和扭歪的脖子上青筋突起。
“您上了锁链，还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用牙齿咬他，用脑瓜顶他，用铁链打他。”他颤抖着说。
采哈诺维奇起先被流放到上图里耶，这是彼尔姆省最偏僻的城市之一，位于乌拉尔深山里，常年积雪，远离一切交通要道，冬季几乎与外界隔绝。不言而喻，上图里耶的居住条件，比鄂木斯克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更坏。采哈诺维奇孑然一身，在那里研究自然科学，从乌拉尔山上采集稀有植物，后来获得批准移居彼尔姆；这对他说来，处境已算有所改善了：他重又听到了自己的语言，会见了不幸的同志们。他的妻子留在立陶宛，写信给他，要从维尔诺省步行来探望他……他在等她。
当我出乎意外被调往维亚特卡时，我去向采哈诺维奇告别。他住的小房间几乎空无一物；一只破旧的小皮箱放在寒碜的床边，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子，一把椅子，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具，它们使我想起克鲁季茨兵营的隐修室。
我要离开的消息使他非常伤心，但他已经习惯了一切不幸的遭遇，因此过不一会儿，便露出了几乎是欢快的笑容，对我说道：
“我之所以爱好大自然，就因为不论你给弄到哪里，谁也无法剥夺你享受大自然的权利。”
我想留点什么给他作纪念，从衬衣上拉下一粒小小的袖扣，请他收下。
“它不适合我的衬衣，”他对我说，“但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它走进坟墓。”
然后他想了想，突然走去翻箱子，找出了一只小袋子，从里边掏出一条很别致的 小铁链，拉下几节，一边递给我一边说：
“这链条对我是很宝贵的，它与我另一时期一些最神圣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给您，只能给您几节。我从未想到，我这个立陶宛的流放者17会把它们送给俄罗斯的流放者。”
我拥抱了他，与他告别。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明天早上，但我不要您送行，我屋里已有一个宪兵一刻不离地守着了。”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未来比我幸福。”
第二天早上九时，警察局长就到了我的住所，催我动身。彼尔姆的宪兵比克鲁季茨的驯服得多，他并不掩饰他的欢乐：在三百五十俄里的路上，他不愁没有酒喝了。一切准备就绪，我无意间抬头望望街上，忽然发现采哈诺维奇走过，我奔到窗口。
“啊，多谢上帝，”他说，“我已经来回走了四次，想哪怕跟您远远告别一下也好，可您总不转过脸来。”
我热泪盈眶，感谢了他。这温柔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没有这奇遇，我对彼尔姆就毫不留恋了。
……从彼尔姆动身后，第二天黎明起，天下大雨了，雨一刻不停，下了一整天，在森林地带这是常有的。二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维亚特卡一个贫苦荒凉的山村。这一带没有驿站，只有一些不识字的沃恰克人在代行站长的职务，他们打开驿马使用证，看看上面盖的是一个印还是两个印，嘴里喊着“很快，很快！”立刻动手套马了，比有站长的地方还快一倍。我想烘干衣服，烤一下火，吃点东西。彼尔姆的宪兵同意我的提议，决定休息一两个小时。这一切是进村前讲好的。可是我走进黑洞洞的、不通风的农舍一问，才知道这儿什么也弄不到，甚至五俄里内没有一家饭铺；我有些惘然，打算立刻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