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4/8页）

随着审问的结束，监狱的管理有些放松了。家属可以在城防司令部打条子来探望。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3月中旬，我们的判决书批准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一些人说我们将给送往高加索，另一些人说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也有些人指望我们会无罪开释（斯塔阿尔便是其中一个，他曾专门给皇上写过一个奏折，建议就把在押时期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最后，到了3月20日，我们给全部叫去，听戈利岑公爵宣读判决书。这一天真是喜上加喜，我们被捕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在宪兵队和警备部队军官的包围警戒下，我们彼此握手拥抱，兴高采烈，吵吵闹闹。会面鼓舞了大家，我们互相探听情况，交换消息，没有个完。

索科洛夫斯基也在场，他瘦了一些，脸色苍白，但幽默不减往日。

他写过《宇宙》《赫维里》及其他一些相当好的诗歌，天生具有诗才，但缺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必须前进一步，然而又修养不够，无法继续前进。他好玩，可爱，生活在诗情画意中，却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他谈笑风生，待人亲切，是及时行乐的好伙伴，一个乐天随和的人，喜欢吃吃喝喝——正如我们大家……也许更甚一些。

索科洛夫斯基是从酒筵上无意之间落进监狱的，但他能正确对待一切，在监狱中他成熟了。委员会的秘书，那位道学先生、虔诚的信徒和密探，在嫉妒、贪欲和谗言中逐渐消瘦、白了头发的家伙，出自忠君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敢照字面理解最后两行诗的意义，问索科洛夫斯基：

“诗歌最后那些大逆不道的话是针对谁的？”

“请您放心，”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这不是针对皇上的，而且我要特别提请您注意这个可以从轻发落的细节。”

秘书耸耸肩膀，把两眼朝上一翻，一声不作，瞪了索科洛夫斯基好久，嗅了一撮鼻烟。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警察没跟他说一声，便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我们的警察经常喜欢开这种玩笑，其实毫无必要。世界上任何职业都不如警察那么枯燥、讨厌，对自己毫无艺术要求，也不希罕任何装潢和粉饰。索科洛夫斯基直接给送进了监狱，关在一间黑黑的储藏室中。为什么要把他关在监牢里，我们却关在兵营中？

他随身只带着两三件衬衣，其他一无所有。在英国，每个犯人一进监牢，就给请去洗澡，我们这里却唯恐犯人太清洁。

要不是哈兹大夫12把自己一包内衣送给他，他身上非长满虱子不可。

哈兹大夫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怪物。这位傻头傻脑、受尽损害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他的一生比墓志铭上那种官样文章式的溢美之词好得多，它们只是为两个上层阶级歌功颂德，可惜这些德行直到身体开始腐烂时才被发现。

老头儿皮肤蜡黄，骨瘦如柴，平时穿件黑燕尾服，短短的裤子，黑丝袜，带扣的鞋子，仿佛刚从18世纪的舞台上走下来。他便穿了这身“大礼服”参加婚丧喜庆，也穿了它在北纬五十九度的惬意天气中，每星期到麻雀山的羁押站访问一次，探望即将出发的流放犯人。他凭监狱医师的身份可以接近他们，为他们检查身体，而且每次都要带一筐糖果食品，如核桃、蜜糖饼干、橙子和苹果，分给女犯人。这引起了慈悲为怀的太太们的不满和愤慨，她们怕善举太多，使犯人得意忘形，又怕施舍太多，超过了免于冻死饿死的需要。

但哈兹是不容易说服的，他温顺地听完了对“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的谴责，搓搓手说：“亲爱的太太，您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会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从您的话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