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2/8页）

皇上皱起了眉头，斯塔阿尔告退了，从此没再踏进委员会。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尼古拉的性格。他怎么会没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认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将军，功绩累累的老臣，这么不肯让步，要求顾全他的名誉，那么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无问题的。至少应该把戈利岑召来，命令斯塔阿尔当着他的面说清案情。他不这么做，却下令对我们严加看管。

斯塔阿尔一走，委员会里只剩了敌视被告的人，而碌碌无能的谢·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这个老头子在工作九个月之后，还是像九个月前开始的那天一样，对案情一无所知。他始终保持着庄严的沉默，极少提出意见，每次审问结束，照例问一声：

“可以让他走了吗？”

“可以。”小戈利岑回答，于是老先生就神气活现地对受审者说：“回去吧！”

我的第一次审问进行了四个小时。

问题分两类。一类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奥兰斯基秘书的说法，就是那些“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种贯穿着圣西门的危险学说的革命言论”。

这些问题是容易回答的，其实也不是问题。在查获的文件和信函上，我们的观点已和盘托出，因此问题无非是要确定一些具体的事实：这信是某人所写，或写的是这几行吗？但委员会却节外生枝，对摘录的每句话都要求作出说明：“您如何解释您信中如下一段话？”

当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的答复写得模棱两可，空空洞洞。在一封信中，秘书找出了这么一句话：“一切宪章都毫无用处，这是主人与奴隶订立的契约；问题不在于改善奴隶的处境，而在于应该没有奴隶。”我必须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于是我答道，我认为我没有责任要替立宪制政府辩护，如果我替它辩护，那才是应该受处分的。

“对立宪制的攻击可以来自两个方面，”小戈利岑用那种神经质的嘶哑嗓音说道，“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场上进行抨击，否则您就不会提到奴隶了。”

“那么在这方面，我是犯了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同样的错误，她也不准把她的臣民称作奴隶。”

小戈利岑听到这讽刺性的回答，气得暴跳如雷，对我说道：

“您大概以为，我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进行烦琐的辩论，以为您是在为您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吧？”

“那么您要我解释是为了什么呢？”

“您装得好像不明白要您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们这些人全是顽固分子。”主席老戈利岑说，耸耸肩膀，看了一眼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跟奥加辽夫一模一样。”庸碌无能的主席最后说。

审讯暂停了。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藏书室中进行审问的，我回头看看书橱，正好看到其中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5的回忆录。

“瞧，”我转身对主席说，“多么不公平啊！我为了圣西门主义受审问，您公爵却藏着二十多卷他的著作！”

由于这位老好人从来不读书，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是小戈利岑用那对阴险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难道没有看到，这是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

主席笑了，向我点点头，意思是“老弟，你弄错了吧？”然后说道：“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听到主席在问：

“您给我看的那篇关于彼得大帝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吗？”

“是他写的。”舒宾斯基回答。

我站住了。

“他还是有些才能的6。”主席说。

“那更坏。毒药在狡黠的人手里更危险，”小戈利岑接口道，“这是个非常有害的、不可救药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