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3/8页）

对我的判决就包含在这句话中。

附带讲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搜查奥加辽夫的信件和书籍时，把梯也尔7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后来又发现了一本……又发现了第三本……第八本。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的天！这么多革命的书……瞧，又是一本。”一边说，一边把居维叶的《地球表面灾变论》8交给警官。

另一类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他们施展了警察的各种阴谋诡计，侦查机关的欺诈伎俩，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矛盾；或者暗示别人已经招认，进行各种精神折磨。这些情形不值得细谈，只需说明，我们共四个人9，尽管他们耍尽花招，还是没找到一个当面对质的题目。

拿到最后一个问题后，我独自坐在我们写供词的小房间中。突然门开了，小戈利岑走了进来，装出一副心事重重、悲天悯人的脸色。

“在您写完自己的供词以前，我想跟您谈一下，”他说，“先父与令尊相识多年，我们可算得世交了，我不得不对您特别关心。您还年轻，前程远大；因此您必须摆脱这个案件……幸好这全在于您。您被捕后，令尊万分惦念，如今仍抱着希望，但愿您能获得释放。我刚才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商量过，他也极愿成全您；请您为我们的帮助创造一些条件。”

我看出了他这番话的意图，不觉心头火起，恨恨地咬我的笔。

他继续道：

“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当兵或者坐牢，同时也会害死令尊，他看到您穿上灰大衣，会一天也活不成的。”

我想开口，可他拦住了我。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请您耐心一些。您有反对政府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让皇上的仁慈降临到您的身上，我们需要有您真心悔改的证据。您拒不承认一切，回避答复问题，出于虚伪的正义感保护别人，但是这些人我们知道得比您清楚，他们可不像您那么忠厚10；您帮助他们，他们只会拖住您同归于尽。您向委员会写封信，简简单单，直截了当，说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罪，说您是由于年轻无知才受骗的，把那些骗您上当的、走上邪路的不幸的人交代出来……您愿意用这轻微的代价换取您的前途吗？换取令尊的生命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关于我的供词，我没有一个字需要补充。”我回答他。

戈利岑站了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道：

“既然您不愿意，就不能怪我们了！”

审问到此全部结束。

到了1835年1月或2月，委员会最后一次传见我，这是为了让我重读一下我写过的答词，如果有什么补充，可以写上。只有舒宾斯基一人在场。我看完后对他说：

“我想请问一下，根据这些问题和这些回答，可以给一个人定什么罪？你们可以引用法典中哪一条给我判刑？”

“法典是为另一类罪行制订的。”穿蓝制服的上校回答。

“问题不在这里。我重读一遍这些作文练习，不能相信我坐六个多月牢就是为了这点事。”

“您真的以为，”舒宾斯基反问道，“我们就这么信任您，认为您没有组织秘密团体吗？”

“这团体在哪儿啊？”我问。

“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踪迹，你们也没有干成什么，这是你们的幸运。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简单说就是我们挽救了你们。”

这与《钦差大臣》中铁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11，何等相似！

我签字时，舒宾斯基打铃吩咐叫神父来。神父进屋，在我的签字下写了几句，说明我的全部供词均出于自愿，并无强迫情事。不用说，我受审时，他并不在场，现在甚至也没做做样子，问我一声当时的情形。这又是一个关在门外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