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一章（第3/4页）

多么残酷野蛮的俄国兵役制度，它那骇人听闻的期限！在这里，个人总是牺牲者，得不到一点怜悯，谈不到丝毫报偿。

老菲利蒙诺夫有个奢望，想学懂德语——攻占巴黎之后，他在俄军的冬季宿营地学过德语。他想出了一套办法，把德文单字按俄语字母拼音，例如把马称作费尔特，把蛋称作耶雷，把鱼称作皮什，把燕麦称作奥别尔，把薄饼称作潘库希。

他的谈话总是那么纯朴，使我悲哀，也引起我的深思。1805年与土耳其作战时，他驻在摩尔达维亚，在一个连里当兵，连长是世界上最和气的人，把每个兵都当儿子一样关心，打起仗来总是冲在前面。

“他叫一个摩尔达维亚女人给迷住了；我们看到连长心事重重，您猜怎么啦？原来他发现那个娘们跟另一个军官勾搭上了。一天，他把我叫去，还叫了另一个弟兄——也是个出色的兵，后来在小雅罗斯拉维茨给打断了两条腿。连长对咱们说，那个摩尔达维亚女人欺侮他，咱们肯不肯帮他个忙，教训她一下。咱们说：‘为什么不肯，咱们是随时愿意替您老出力的。’他道了谢，指指军官住的屋子，说：‘你们夜里埋伏在桥上，她一定会去找他，你们就悄悄地把她捉住，丢在河里。’咱们对他说：‘可以，大人。’我就跟那个弟兄准备了一只麻袋，坐在桥上；到了半夜，摩尔达维亚婆娘来了，咱们对她说：‘太太，急急忙忙上哪儿去啊？’跟着就朝她脑瓜上干了一下，这宝贝儿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给装进了麻袋，丢到了河里。第二天，连长去找军官，对他说：‘您不必生摩尔达维亚婆娘的气，她给咱们扣留在那儿啦，就是说，在那河里；至于您，咱们可以玩一下军刀或手枪，随您的便。’两人便动手厮杀。咱们的连长胸口给狠狠砍了一刀，从此病病歪歪的，这个可怜的人过了三个来月就一命呜呼了。”

“那个摩尔达维亚女人呢？”我问，“真的淹死了不成？”

“淹死啦。”宪兵回答。

我有些吃惊，看了一眼他那幼稚无知、满不在乎的脸色——老宪兵始终是带着这副神情讲这故事的。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或者第一次想到了她，为了安慰我，也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又说道：

“这婆娘是异教徒，没受过洗礼，这种人就是这样。”

每逢皇家节日，宪兵可以领到一杯伏特加。司务长答应菲利蒙诺夫接连五六次不领，然后一下子把五六份一起领。菲利蒙诺夫把少领的杯数记在木牌上，到了最重要的节日，便全部领来。他把伏特加倒进一只大碗，把面包捻碎，泡在酒里，用汤匙舀了喝。喝完酒，他又开始吸烟，那只烟斗大大的，柄却小小的，烟叶辣得呛人，是他自己切碎制作的，因此他俏皮地称它“自切卫生烟”。他躺在狭窄的窗台上（士兵房间里是没有椅子的），把身子蜷成一团，一边吸烟，一边唱歌：

姑娘们来到草坪上哟，

绿草如茵哟红花似锦。

随着他酒醉的程度，他会改变这些字的声音，唱到最后就睡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负过两次伤，还能这么喝酒，这要有多么强壮的体格啊！

这种兵营的情景有些像沃弗尔曼和卡洛4的佛兰德斯派风俗画，这些狱中闲话也是一切丧失自由的囚徒都能回想得起的，但是在我搁笔之前，我还得就这儿的军官们谈几句话。

他们中间大部分是相当善良的人，根本不是奸细，而是误入歧途，走进宪兵营的。一些世家子弟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教育不够，又无财产和谋生手段，找不到其他职业，只得当了宪兵。他们按照军队的纪律执行任务，但我看都不是自觉的——当然，副官不在此例，他们正是因此才当上了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