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一章（第2/4页）

“先生，煤气把您熏坏了，”他见我醒来便说，“我给您拿了点姜和盐来，还有克瓦斯；我已经给您嗅过盐了，现在喝克瓦斯吧。”

我喝了，他把我扶到床上。我觉得屋里太闷，窗是双层的，又没气窗。宪兵上办公室要求让我到院子里走走；值班军官命令转告我，上校和副官都不在，他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只得留在有煤气的屋子里。

在克鲁季茨兵营，我也很快习惯了，每天学一点意大利语法，看看闲书。起先管理相当严格，晚上九点，最后一遍号音一响，宪兵就进房来灭了蜡烛，关了门，上了锁。从十点到次晨八点，我只能坐在黑暗中。我从来不能睡很久，狱中没有任何活动，四小时睡眠已绰绰有余。这没有烛光的漫漫长夜是多大的惩罚啊！何况走廊两头的哨兵每隔一刻钟，总要拉长嗓音，大声互相呼叫：“听—听—着！”2

过了几星期，谢苗诺夫上校（他的姐姐便是那位后来成为加加林公爵夫人的著名女伶3）准许我留下蜡烛，但禁止用任何东西遮住那扇比院子还低的窗，让哨兵可以看到犯人在干什么，同时命令不要再在走廊上喊“听着”。

后来城防司令又准许我们使用墨水，在院子里散步。纸张计数发给，条件是每张必须保持完整。散步一天一次，周围由哨兵布防，并有一名宪兵和值班军官在旁监视。

日子过得单调，平静，军营的严格作息制度使日常生活带上了机器的精确性，像格律诗一样有规律。早晨，我由宪兵帮忙，在炉子上煮咖啡；十点钟，值班军官到了，他戴着大翻边的手套和钢盔，穿着大衣，佩着铮铮出声的军刀，还带来了几立方英尺的寒气。一点钟，宪兵送来一块脏餐巾，一碗汤，这碗汤他总是端在碗边，以致他的两只大拇指显然比其他手指干净得多。我们的食物还可以将就，但不应忘记，伙食是要收费的，一天两卢布纸币，九个月监禁对没有钱的人是相当大一笔开支。有个犯人的父亲简单回说，他没有钱；但得到的是无动于衷的答复：这些钱可以从他的薪金中扣除。如果他没有薪金，很可能他会因此坐牢。

应该补充一点：城防司令部军需处为我们的伙食拨给谢苗诺夫上校的是每人每天一个半卢布。这事几乎闹出乱子：司令部的副官们吞没了这笔钱，但是他们在戏园里定了几间包厢，请宪兵营看了几回首次公演的精彩好戏，事情就了结了。

天一黑，这儿就鸦雀无声，既没有士兵在窗前雪地上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也没有岗哨遥相呼应的喊叫声。我通常看书看到一点，然后吹灭蜡烛，进入自由的梦乡；有时蒙眬中觉得，仿佛监狱，宪兵，都只是一场噩梦，心中暗喜这一切均属子虚乌有，可是从走廊上蓦地传来了军刀的磕碰声，或者值班军官在提灯的宪兵陪同下开门的音响，有时又听得哨兵在用粗野的嗓子吆喝：“谁在那儿？”或者尖厉的起床号音在窗外划破宁静的晨空……

每逢心烦意乱，不想读书的时候，我就跟看守我的宪兵们，特别是那个给我医过煤气中毒的老宪兵谈天。上校为了表示关心部下，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们站队出操，又派了一个上等兵，一个暗探和骗子，作他们的头头。担任这职务的老兵共有五六个。

我讲到的这个老汉为人单纯，忠厚；人家待他好一点，他就感激涕零，看来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他参加过1812年的战争，胸前挂满奖章，现在已超过服役期限，只因无处存身，才自愿留下的。

“我两次往莫吉廖夫省的家乡发了信，”他说，“可是没有回音，看来家中什么人也没啦。有时回到家乡就这么可怕，你人是到了那里，可是无家可归，最后仍旧只好到处流浪，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