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七章（第3/11页）

索科洛夫斯基有些伤心，但又束手无策，考虑了好久，最后只得写信通知各位“大人物”，说他突然得病，宴会延期了。

为了庆祝四个人的命名日，我编了一份节目单。后来承蒙特务头子戈利岑18的特别关心，在审讯委员会中问我，这份节目单有没有照办。

“丝毫不差。”我回答他。他耸了耸肩膀，仿佛他一辈子都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或者天天在过基督受难日。

夜宵之后，照例面临一个大问题，大家争论不休，这就是：“怎样煮热糖酒19？”其他食物照惯例吃或喝即成，就像国会中投信任票一样，不必争论。这件事却大家要发表高见，而且刚吃过夜宵，精神特别饱满。

“现在要不要点火？怎么点法？用香槟还是索泰尔纳酒20浇火？在烧的时候放水果和菠萝，还是以后再放？”

“当然在烧的时候放，这样香味才能渗入糖酒中。”

“得啦，菠萝是浮的，它的边皮会给烧煳，这才糟呢。”

“一切都是废话！”凯切尔大嚷，声音比谁都响。“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蜡烛吹灭。”

蜡烛熄了，大家的面孔变得青燐燐的，脸上的线条都随着晃动的火光在摇摆。由于糖酒的燃烧，小房间中的气温变得像热带一般。大家很渴，糖酒却还没有制成。但雅尔饭店派来的法国人约瑟夫早有准备，拿出了一种热糖酒的对立物：用各种以白兰地为主的酒加冰制成的饮料。这人不愧是“伟大民族”的儿子，一边斟法国酒，一边向我们说明：它之所以好，就好在它曾两度通过赤道：

“是的，是的，各位先生，两度经过赤道，各位先生！”21

这种号称可以与北极的寒流媲美的饮料果真不同寻常，一杯下肚之后，大家再也不觉得口渴了，但就在这时，凯切尔却一边搅拌汤盆里的火湖，让那还在咝咝啼泣的最后几块糖块溶化，一边大叫道：

“可以灭火了！可以灭火了！”

香槟掺入时，火焰变红了，心慌意乱、走投无路似的在糖酒表面到处奔突。

这时有人大惊小怪地嚷了起来：

“喂，老弟，你发昏了，难道没看见，松脂刚好熔化在糖酒里？”

“你自己把瓶子举在这么热的地方试试，看松脂会不会熔化。”

“那么应该先把瓶口包好。”那个发愁的声音继续道。

“碗，碗，你们这里碗够不够？我们有几个人……九个，十个……十四个，对，对。”

“哪儿去找十四只碗？”

“算了，碗不够就用玻璃杯。”

“玻璃杯会炸裂。”

“不会，不会。”

蜡烛点亮了，最后一点火星跳到中央，打了个转，就不见了。

“热糖酒制成了！”

“完成了，大功告成了！”欢呼声从四面发出。

第二天我觉得头痛，恶心。显然，这是热糖酒这种混合饮料引起的。于是我真心诚意发誓，今后再不喝热糖酒，它是毒药。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走了进来。

“您今天回家时戴的不是自己的帽子，您的帽子要新一些呢。”

“随它去，不要你管！”

“要不要我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家找一下库兹马22？”

“你想得倒好，你以为谁会不戴帽子走吗？”

“兴许还能找到。”

于是我猜到了，问题根本不在帽子，而在于库兹马约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今天一起喝酒。

“你要去就去，不过先得交代厨子给我做点酸白菜。”

“列克桑德·伊万内奇，看来，少爷们的命名日过得挺快活吧？”

“当然，这样的宴会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过。”

“不过现在可以把大学丢在脑后啦。”

我受到良心的责备，没有吭声。

“您的爸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还没起床？’我不上他的当，我说：少爷头痛，一早就叫不舒服，我这才没拉开窗帘。老爷说：‘你做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