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七章（第2/11页）

法国最后一批青年是圣西门的信徒和法朗吉9的鼓吹者。但几个例外不足以改变法国青年庸碌平凡的性质。艾斯库斯和勒布拉10之所以自杀，正因为他们是青年而生活在老年的社会中。其余的人像落在岸上污泥中的鱼，拼命挣扎，最后，一部分人倒在街垒中，一部分人落到了耶稣会的钓钩上。

然而年龄总是要起作用的，因而大部分法国年轻人便用艺术家生涯来打发自己的青春年华，那就是，如果没有钱，就在小咖啡馆里讨生活，与拉丁区的小歌女鬼混，如果有钱，就在大咖啡厅中与交际花打交道。于是席勒时期变成了保尔·德·柯克11时期；在这时期，人们无所作为地迅速耗尽了精力、才能和青年时代的一切，完成了进商店当伙计的准备。艺术家阶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只留下了一种欲望——金钱欲，未来的生命便整个儿呈献给了它，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这些讲究实惠的人对国家大事、社会问题一笑置之，把女性看作玩物（这是多次征服以被征服为职业的人的结果）。艺术家阶段的带路人通常是过时的名流中一个酒色过度的情场老手，靠女人养活的“老男娼”，倒嗓的演员或者手抖的画师。他们的声调，酗酒，尤其是对人生事务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名菜名酒无所不知的派头，都成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英国，艺术家阶段成了争奇斗胜、光怪陆离的思想总爆发的时期，人们异想天开，挥金如土，胡作非为，遮遮盖盖地干着伤风败俗的丑事，毫无意义地出外游历，有的到卡拉布里亚，有的到基多12，走南闯北，一路上又是马，又是狗，又是车子，到处大吃大喝，还带着老婆和一大群红苹果似的胖娃娃，带着大笔路费， 《泰晤士报》，国会新闻和埋在地下多年的陈葡萄酒。

我们也胡闹，也喝酒，但基调是不同的，音域也高得多。狂欢作乐不是目的。目的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假定说我们错了，我们也是抱着真实的信念，我们都是为共同的事业服务，因此尊重自己，也彼此尊重。

再说，我们置酒痛饮是为了什么呢？突然头脑中出现一个思想：过两天是12月6日，即尼古拉日。我们中间尼古拉多极了：尼古拉·奥加辽夫，尼古拉·萨京，尼古拉·凯切尔，尼古拉·萨佐诺夫……

“先生们，谁庆祝命名日？”

“我！我！”

“下一天该我了。”

“废话，什么下一天，这是大家的节日，大家合伙干！痛痛快快吃一顿！”

“对，对！那么在谁家里？”

“萨京病了，当然在他家里。”

于是定了预算，方案，未来的客人和主人都兴高采烈，参加了讨论。一位尼古拉上雅尔饭店定夜宵，另一位去马登的铺子买干酪和萨拉米熏肠。酒当然要到彼得罗夫街向德普列买，在他的账本上奥加辽夫题过两句话：

不论或远或近，

我都保证供应。13

我们阅历不深的口味还没超过香槟，有时甚至幼稚到不爱香槟，反爱喝利维沙尔特汽酒14。在巴黎一家饭店的菜单上，我看到这名称，想起1833年，便要了一瓶。但是，哎哟，甚至美好的回忆也帮不了忙，我连一杯也没喝完。

节日前我们尝了各种酒，尝得津津有味，结果把酒都喝光了，只得再派专人重新购买。

至此我不能不谈一下索科洛夫斯基15。他总是身无分文，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被捕前一年他来到莫斯科，住在萨京家。我记得，那时他刚卖出了《赫维里》的原稿，因此决定除了我们，还邀请几个“大人物”来庆祝这事，也就是邀请波列沃伊16、马克西莫维奇17等人。前一天早上，他同波列扎耶夫（他的部队当时驻在莫斯科）出外采购物品，买了茶杯，甚至茶炊和各种不必要的东西，最后又买了酒和食物，即酥皮大馅饼和塞肉馅的火鸡等等。晚上我们到了萨京家。索科洛夫斯基提议开一瓶酒，然后又开一瓶；我们一共五个人，喝到最后，即第二天黎明前，才发现酒喝完了，而索科洛夫斯基的钱早已花光。他还了几笔小小的债，剩下的钱都在买东西时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