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八章

预言——奥加辽夫被捕——大火——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园

……183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去找瓦季姆，他不在家，他的兄弟姊妹也不在家。我走到楼上他的小房间中，坐下来写字条。

门慢慢开了，瓦季姆的老母亲走进屋子，脚步轻轻的，几乎没一点声响；她显得疲乏、虚弱，走到安乐椅跟前，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道：

“您写吧，写吧，我是来看看瓦佳回家没有。孩子们都出外溜达了，下面没一个人，我觉得寂寞，害怕，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妨碍您，您写您的好了。”

她的脸色若有所思，比平时更清楚地反映出过去所受的苦难，对未来的疑虑畏惧，对生活的不信任，那种漫长而沉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留下的阴影。

我们开始闲聊。她给我讲了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形。

“我吃了很多很多苦，今后也不会太平无事，”她摇摇头又道，“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想起，有一次老太太听见我们高谈阔论，发表鼓动性的意见，脸色变得更白了，她轻轻叹口气，走进另一间屋子，好久不讲一句话。

“您和您那些朋友，”她继续道，“你们走的是一条必然毁灭的道路。你们会毁掉瓦佳，毁掉自己和每一个人。要知道，我把您当作儿子一样爱您。”

眼泪流下了她清癯的面颊。

我没作声。她握住我一只手，勉强笑着，又说道：

“不要生气，我的神经太紧张了；我一切都明白，您走自己的路吧，你们没有别的路，如果有，你们就不会那样了。这我懂得，但不能克制恐惧，我经历过的不幸太多了，再也无力忍受新的。您要注意，别跟瓦佳说什么，他会伤心的，会来劝我……他来啦。”老太太说，慌忙擦干眼泪，又瞧了我一眼，要我别作声。

可怜的母亲！神圣的、伟大的女性！

这抵得上高乃依的“他不如死了的好”1。

她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幸而这次风暴没有触动她一家人，但也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带来了不少折磨和恐怖。

“怎么，被捉走啦？”我问，从床上跳下来，摸摸脑瓜，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是警察局长夜里带了警官和哥萨克来捉的，离您走后才两个来小时，搜去了一些信件，带走了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

这是奥加辽夫的听差。我不明白，警察局根据什么这么干，最近一段时间一切都很平静。奥加辽夫一天前才回来……为什么要逮捕他，不逮捕我？

不能袖手不管，我穿上衣服出去了，但没有一定的目的。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第一个灾难。我心烦意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苦恼。

在街上徘徊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委，也许还能帮助我们。他住得非常远，在沃龙佐夫广场外的一所别墅中。我立刻跳上一辆街车，疾驰而去。这是早晨六点多钟。

一年半前，我认识了B2，在莫斯科他也算得是个名流。他在巴黎读过书，阔绰，聪明，知识渊博，头脑灵敏，思想开通，曾因12月14日事件坐过牢，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释放了；他没有吃到流放的苦，却获得了进步的名声。他在总督3手下办事，很有势力。戈利岑公爵喜欢思想自由开放的人，如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更能得到他的器重。公爵不擅长俄国话。

B比我们大十来岁，他那种切合实际的言论，对政治事务的了解，流畅的法语，自由主义的热情，都使我们惊叹。他见多识广，谈吐娓娓动人，从容不迫，发表意见总是简明扼要，对一切都能作出答复，提出劝告或解决办法。他什么都读——新的小说，论文，杂志，诗歌，此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动物学，为公爵起草计划，编写儿童读物提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