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五章（第3/11页）

此外，他使自己相信，他身罹重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除了家庭医生，还有两三位大夫为他治病，一年至少有三次会诊。客人看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抱怨体弱多病，啰啰唆唆总那么几句话，实际上他的健康又根本不那么坏，便逐渐不再登门了。父亲为此怄气，但从未责怪一个人，也不邀请任何人。可怕的寂寥统治了整个屋子，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夜，一排穿廊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两盏灯孤零零地点在那儿。老头子弯着腰，反剪双手，穿了像毡鞋的羔皮或呢子靴子，戴着丝绒小帽，裹紧白羔羊皮袄，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陪伴他的只有两三只棕毛狗。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微不足道的物品也越来越吝啬了。他的领地经营得杂乱无章，害了他，也害了农民。村长和派往各地的代理人，掠夺种田的，也掠夺老爷；然而眼前看到的一切，却受到了加倍严格的管理，蜡烛被当成了宝贝，和醇的法国葡萄酒换成了发酸的克里米亚酒。可是与此同时，在一个村庄里，整片的树林被人砍伐一空；在另一个村庄里，人家又把他自己的燕麦卖给他。他手下豢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窃贼；有一个农民，他提拔当了莫斯科的收租人，每年夏季给派去监督村长，检查菜圃、森林和各种农活，过了十来年，这个农民便在莫斯科购置了房产。我从小讨厌这位不拿皮包的大臣，有一次他竟然当我的面，在院子里鞭打一个老农，我一怒之下，揪住他的胡须，气得几乎昏倒。这以后，我一看见他就冒火，直至1845年他死了为止。我曾不止一次对父亲说：

“希库恩从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这就是不喝酒的好处啊，”老头子回答我，“他是从来滴酒不入的。”

每年快到谢肉节时，奔萨省的农民从克伦斯克县运来实物地租。一辆辆破旧的大车跋涉了两个来星期，满载着猪胴、小猪、鹅、鸡、谷子、黑麦、蛋、黄油，以至手织粗麻布等等。克伦斯克农民的到达对全体仆人说来，无异是一个节日，他们掠夺农民，任意勒索，尽管他们毫无这种权利。车夫要向农民收井水费，不出钱就不准汲水喂马；婆娘们要收屋内的取暖费。他们必须向前室的显贵进贡，这人一只小猪、一块毛巾，那人一只鹅、一罐黄油。他们待在老爷家中的时期，仆役们一直在大吃大喝，煮鱼汤，烤猪肉，前室中不断送来洋葱、炸肉和刚喝下的烧酒的香味。到了最后两天，巴凯干脆不再在前厅露面，他衣冠不整，只披一件旧仆役大衣，不穿坎肩和上装，坐在厨房的过道里。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15显然变瘦了，老了，脸也黑了些。我父亲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

父亲点收了冰冻的家禽之后，便出现了一幕滑稽剧，奇怪的是它每年照例要重演一遍。父亲把厨师斯皮里东叫来，打发他上禽畜市场和斯摩棱斯克市场打听价钱。厨师带回的是神话般的价格，比实际少一半以上。父亲骂他是饭桶，又派人去叫希库恩或斯列普什金。斯列普什金是在伊林斯基门附近开水果店的。两人都说厨子的价格太低，重新去做调查，带回了较高的价钱。最后，斯列普什金提议由他收购全部物品：鸡蛋、小猪、黄油、黑麦，等等，“免得老爷操心，影响健康”。他出的价钱当然比厨子的高一些。父亲同意了，斯列普什金便给他送来一些橙子和姜饼，表示感谢，而厨子却从他那儿拿到了二百卢布钞票。

这个斯列普什金是我父亲十分信任的，他常来向他借钱，在这方面很有独到之处，因为他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

有一次，他要求借给他五百卢布，期限为两个月，到期前一天，他托了个盘子，里边盛一个复活节大圆面包，面包上放着五百卢布，来到前厅。父亲收了钱，斯列普什金作了个九十度的鞠躬，要吻老爷那只从不伸给他的手。但是过了三天，斯列普什金又来借钱了，这次是一千五百卢布。父亲又给了他，他又如期归还了；父亲便拿他作榜样，教训别人。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扩大了借款数目，这样，他一年就有五千卢布周转，利息微不足道，只是两三个圆面包，几磅无花果和核桃，百把个橙子和克里米亚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