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五章（第2/11页）

他受教育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以致所谓受教育便是尽量摆脱俄国的一切。他终生写法文比写俄文熟练而准确。他名副其实没有读过一本俄文书，包括《圣经》在内。当然，其他文字的《圣经》，他也从不想读，关于福音书的内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到一点梗概，从来不想作进一步的涉猎。不错，他敬重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10，因为前者写过一首颂诗，纪念他的舅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逝世；后者曾与他一起为尼·尼·巴赫梅捷夫11的决斗作过公证人。有一次我的父亲打算拜读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因为他听说亚历山大皇上正在阅读此书，但结果仍半途而废，轻蔑地说：“老是谈那些伊谢斯拉维奇和奥尔戈维奇12，谁有兴趣管这类闲事呢？”

他直言不讳，公开鄙视人——所有的人。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想依靠别人；我不记得，他曾低声下气向别人恳求过什么，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在与外人的交往中，他只要求一点：遵守礼节；外表，礼貌13便是他的道德标准。不少事他可以原谅，或者不如说，不加理会，唯独违反规矩和礼节的事，往往使他怒不可遏，当即失去一切耐心，决不宽恕和谅解。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我一直感到不平，最后才弄明白，原来他抱有一个成见，认为凡是人一切坏事都干得出，其所以不干，不是由于没有必要，便是由于尚无适当机会；他把违背礼节看作人身侮辱，看作对他的不敬，或者“小市民习气”，照他的意见，这种习气是与人类的正常交际格格不入的。

他常说：“人心难测，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反复推敲他们的心思；但是没有修养、不懂礼貌的人，我羞于与他待在一间屋子里，他对我是个侮辱，是一种冒犯。他可能是世上最善良的人，死后可以超升天国，然而我不需要他。生活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礼数，这比超人的智慧和一切学问更重要。立身处世必须合乎身份，不可锋芒毕露，待人接物也得谦恭有礼，切勿不拘形迹。”

一切放任不羁的行为，开诚布公的作风，我父亲都不以为然，称之为不拘形迹，正如他把一切感情称为感伤一样。他一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超脱这一切琐事的人；但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他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为什么甘愿为它牺牲内心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位通晓人情世故的老人，打心眼里鄙视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冷酷无情的法官，又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尽管有时也对他反唇相讥，却是被他所征服的；为了一个病夫，这个病夫常年在外科手术刀下讨生活；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天真活泼，在他的压力下却滋长了反抗精神；14此外，就是为了十来个他不当人看待的奴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耐心，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办到啊！然而他不顾年老多病，还是一丝不苟地演完了这个角色。确实，人心深不可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以及接着被押送流放的时候，我看到老人的心与爱，甚至与慈祥，也并非像我设想的那样毫无因缘。但我从未为此感谢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受我的感谢。

理所当然，他不是幸福的：时刻提防别人、对一切都不满的他，怀着一颗不自在的心，目睹的是他在全体家人身上引起的不快和敌意。他看到，他一来，笑容怎样从人们脸上消失，谈话怎样突然中止。他为此烦恼，曾带着冷笑提到这事，但没有作任何让步，仍以最大的坚韧我行我素。冷嘲热讽，那种刻毒而充满蔑视的讥刺，是他运用自如的武器，他用它对付仆人，也用它对付我们。但是一个少年什么都能忍受，唯独受不了挖苦。事实上，早在入狱之前，我已与父亲貌合神离，站在男女仆人一边，对他展开小小的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