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三章（第4/13页）

尽管我日日夜夜沉浸在政治理想中，我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它们往往自相矛盾，以致我确实认为，彼得堡的骚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皇储扶上皇位，同时限制他的权力。正因为这样，我对这个怪人崇拜了整整一年。那时他比尼古拉得人心，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他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好事，他对士兵只做过坏事，可是人民和士兵爱戴他。我记得很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走在苍白的尼古拉旁边，蹙紧了淡黄色的浓密眉毛，穿一身黄领子的立陶宛近卫军制服，伛偻着背，肩膀耸到了耳边。他以主婚人的身份，为尼古拉与俄罗斯的结合祝福之后，便去继续蹂躏华沙了36。直到1830年11月29日37，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的主人公其貌不扬，这样的典型在梵蒂冈也不易找到，要是我没有见过撒丁国王38，我会把这称作加特契纳39型。

不言而喻，如今孤独对我说来比以前更难忍受了。我总想找人谈谈我的思想和憧憬，听听别人的意见，得到别人的赞许。我认为我是一个“阴谋作乱分子”，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不能缄默不语，也不能不加选择地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

我的第一个选择落在俄文教师身上。

伊·叶·普罗托波波夫充满着那种高尚而不明确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往往随着第一丝白发，随着自己的成家立业而逐渐消逝，然而它终究能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听了我的话很感动，临走时抱着我说：“但愿这些感情能在您身上发芽生根。”他的同情使我非常兴奋。这以后他时常带一些磨得破破烂烂的小本子给我，本子上用小字抄录着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和雷列耶夫40的《沉思》等诗。我偷偷把它们抄了下来……（而现在我把它们公开付印了！）41

可想而知，我的阅读范围也改变了。政治占了首位，这主要是法国革命史；以前我只是从普罗沃太太的谈话中了解了它的一些情况。在地下室的藏书中，我找到了一部关于90年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保王党人写的。它的偏见如此显著，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也难以相信。我偶然听老布肖讲过，法国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我非常想向他问个究竟。但布肖是严峻阴沉的人，鼻子很大，戴副眼镜，从来不跟我讲一句多余的话，只谈动词变位，举些例子让我听写，骂我几句，然后拄着粗大多节的拐杖走了。

一天上课中间，我问他：“为什么要处死路易十六？”

老头儿看了看我，垂下一条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条，把眼镜像脸甲一般推到额上，掏出一方大蓝手帕，一边擦鼻子，一边郑重其事地说道：

“因为他背叛了祖国。”42

“如果您当时也是法官的话，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毫无疑问。”

这一堂课比任何虚拟法则更重要。对我说来已经够了：很清楚，处死国王是他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把我看作没有头脑的顽皮孩子，因为我不好好做功课。他常说：“您成不了大器。”但他一旦发现我同情他的“弑君”思想，便变愤怒为和蔼，宽恕我的错误了；他向我讲述93年43的各种故事，以及在“淫乱者和骗子们”当道后44他如何离开了法国。下课时，他依然一本正经，没有笑容，但已能体谅地说：

“我确实认为您成不了大器，但是您的高尚情操将会挽救您。”

除了教师的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情，它更加温暖，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的大伯父有个外孙女，住在特维尔省一个小城45里。我从小认识她，但见面不多；每年圣诞节或谢肉节，她随她的姨母到莫斯科来一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五岁，但身材矮小，生得年轻，看上去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的，例如，她从不因为我长高了，便动不动表示惊讶，也从不打听我在读什么书，用功不用功，是不是打算进军队，要进哪个团等等。她与我谈话，就像人们平常交谈一样，不过还保留着一点老气横秋的教训口吻，这是姑娘们在年轻一点的男孩面前喜欢扮演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