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三章（第5/13页）

我们时常通信，1824年后更为频繁。但写信——这既得有笔，又得有纸，还得伏在沾满墨水污点、用削笔刀刻满图画的课桌上；我还是希望与她见面，谈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当我听说，表姐46在2月（1826年）要到我家做客，住几个月时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些数字，表示离她到达的天数，每过一天便抹掉一个数字，有时故意三四天不抹，以便一下子痛痛快快多抹掉一些。尽管这样，日子还是过得很慢，后来，指定的日期过去了，又定了新的日子，但好事多磨，新的日子也过去了。

一天傍晚，我与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坐在书房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像平时一样，教一句喝一口克瓦斯，正向我讲解“六音步诗”。他把格涅季奇47译的《伊利亚特》中的每一行诗，都用强烈的声调和手势砍成了几段。这时突然从院子传来一阵沙沙声，是橇板滑过冰雪的声音，可又不像城里的雪橇。系在车上的小铃铛还余音未绝，院子中已人声嘈杂……我脸色发亮了，再也无心听“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那被砍断的愤怒，一溜烟跑出书房，奔进门厅。特维尔省的表姐已在那儿，她裹在皮外套、披肩和围巾中间，戴着风帽，穿着毛茸茸的白皮靴，可能由于冷，也可能由于兴奋，脸红通通的，一见我，便扑过来跟我拥抱。

人们通常回忆到少年时期，回忆到那时的悲欢离合，总不免要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们与《聪明误》48中的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一样装模作样，似乎想说：“多么孩子气！”仿佛这以后他们已大有长进，感情变得丰富或灵敏了。孩子羞于提及两三年前的玩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的短大衣和一页页翻过去的课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成年人似乎应该懂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说是最重要的；它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进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以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吹凉了夏日的红霞，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计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表姐的一生不是在玫瑰丛中度过的。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是不顾死活的赌徒，正如一切嗜赌如命的人一样，他十次赤贫，十次暴富，最终仍不免于破产了事。剩下的一点家私，他献给了养马场，把全部希望和爱好倾注在这上面。他的儿子在枪骑兵中当一名士官，这是表姐的唯一弟兄，一位非常善良的青年，但正在迅速走向毁灭：年方十九岁的他，已嗜赌成性，胜过乃父了。

她的父亲在五十岁上，毫无必要地娶了一个从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49长大的老小姐。据我看，她是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在学校中，她属于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后来在修道院担任训导员。她生得瘦小，头发是淡黄的，眼睛高度近视，外表上就带有一些书卷气和道学气。她决不愚蠢，但言谈间冷若冰霜，用的是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她熟谙史地，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内心隐藏的自尊心表现为矫揉造作，伪装谦逊。除了这些“围黄披肩的女学究”50的一般特征外，她还有一种纯粹涅夫斯基51或斯莫尔尼的气质。每逢谈到她们“共同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太后52的访问，她总要噙着眼泪，抬头仰望天空。她热爱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戴的颈饰或戒指上，刻着摘自伊丽莎白女皇53信中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