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火（第5/17页）

后来，我们打趣说，能留在格拉瓦河谷和海关官员共事，他大概更快活吧。但是，当时从海关哨所给家里打电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想到要对外公说什么我就害怕，但愿能说服他立刻搭火车前来解救我们。

“外婆，”我说，因为是外婆接的电话，“让外公听电话。”

“出什么事了？”她很严厉。

“没什么，你就让他来听吧。”

“他不在。你怎么了？”

“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她说，“他在动物园呢。”

外公搞定这个烂摊子之前，佐拉和我在海关哨所的审讯室里干坐了六小时，其间，我的脑海里不知怎的总是浮现出外公独自一人坐在动物园中的情景，挥之不去。我能看到他，戴着大眼镜，秃顶，坐在老虎馆前的绿长椅上，《丛林之书》搁在膝头。他肯定穿着外套，上身略微前倾，双脚踩在人行道上，双手十指相扣。每每看到有父母带着孩子游览，他便微笑。在他的口袋里有揉成一团的塑料袋，因为喂过小马和河马，袋子已经空了。想到他这样子，我便觉得羞愧。我居然没有想过动物园会重新开放，更没有顾念外公会继续前往，哪怕我已经没有时间陪他一起去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问问他这件事，可最终也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自觉尴尬，不敢触及任何可能触犯他的问题，毕竟，这套规矩是一个老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当然，外公冲到海关哨所的时候可不是在动物园里那种样子，大学颁发的名誉退休勋章挂在胸前，一身白大褂，手里拿着帽子，来要求释放他的外孙女和她的朋友─“抽烟的那个”。

“头骨是医学必需品。”外公对扣押我们的海关官员说，“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进口物品规章是针对国境那边的，大夫，就算她们要带进来六具死尸和一只酒柜，我也懒得管。”官员这么说，“但是我儿子真的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外公用钱打发了他，建议他多多投资亲儿子的道德教养，然后招呼我们坐进佐拉的车的后座，他一言不发地开车送我们回家。那种沉默是唯一比他暴怒、失望或担忧更可怕的事情，明摆着是给我充足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以应对他回家后不得不对我说的话。我长大了，体罚不管用了。等待我的将是一场精心措词的演讲，讲到我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愚蠢、无能、不尊老不敬贤，并因此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我过不了动物园那道坎儿─他在那里，孤独一人─只有这件事能瞬间击垮我。

开了一小时左右，佐拉探身取出我们幸存的宝物：藏在医药箱里的头颅，她微笑着把它放在我俩之间的座位上，她是想安慰安慰我。外公从后视镜里看到了。

“这该死的家伙是谁？”他问。

“‘了不起的费德里齐’。”佐拉的回答直截了当。之后，我俩共用这颗头颅，而这个曲折的故事终于赢得了米恰的微笑。

战争改变了一切。故国的每一个部分都以各自的特点整合成一，如今却被瓦解，失去了昔日才有的特殊意义。我们不得不把曾经共享的那些─地标、作家、科学家和历史─拱手让给它们的新主人。诺贝尔奖得主不再是我们的国人，而是他们的；我们的机场以我国某个疯狂的发明家命名，和他们没关系了。然而，我们始终在对自己说，一切都将最终回复正常。

在我外公的生活里，战后的仪式就是重新协商的仪式。终其一生，他是作为整体的旧国的一部分─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构成整体的一部分。他在这里出生，在那里受教育。他的姓名来自那里，口音却属于这里。战争爆发前，这些事都无关紧要；但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医学院不再正式邀请他回到医疗第一线，事实摆在眼前，他已不可能回到专业医师的常规路线，只能私下接收病人，直到他主动退休的那一天。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重访失落之处的渴望汹涌而来，他需要重建被打破的仪式。动物园之行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