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火（第2/17页）

我记得那个助理闪着期待的眼神说完这个故事，等着我透露些更详实、更隐秘的细节回报他。

大学录取名单公布后，我和佐拉都几次三番确认，我们都进入了前五百名有奖学金的名单，外公问我为什么决定当医生。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就在名医午餐会上吹嘘过自己的想法了，也跟不少病人讲过，但我不知道他指望我说什么，于是我说：“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所以该去做。”

这是实话─启迪我的，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清楚的愧疚感，愧疚同时化身为帮助他人的渴望，因为我们在新闻里知晓了他们的疾苦，早已习惯把他们的挣扎定义为我们奋斗的理由、争辩时必须涉及的议题，并使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叛逆充满正义感。

多年来，我们在战争面前努力伪装出漠不关心的姿态，现在终战了─甚至未曾伤及本城的我们就突然告终时，愤慨之感也油然而生。任何事情都能成为高尚的重负和理由。我们在生物学、有机化学和临床病理学的课堂里奋斗；沿袭医学院的一切惯例，无论是考试前的狂欢，还是吉卜赛女人的敲诈─她们总在大学校园里利用迷信的考生的恐惧心理威胁他们：不给钱，就挂科。我们为一切奋斗，而首要的原因是，我们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医学院，要击败不断涌现的报纸专版─他们宣称本城的战后一代注定失败。当年，我们十七岁，对一切都义愤填膺，因为我们不知道面对战争结束这个事实还能怎么办。多年抗争不说，后面还有一辈子呢。这种矛盾我们不一定能理解─我们为之盛怒，反复思量，紧抓不放，视其为我们哪儿也去不成、什么也做不了、哪个伟人也当不了的根本原因，它却占据了一切的中心，并强迫我们做出选择，然而，选择的根基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们却念念不忘，当作是与生俱来、难以实现的特权，巴不得为之付出所有。

有一阵子，我想去帮助女性群体─被强暴的女性；男人们走在地雷阵里的时候，在地下室里生孩子的女人们；在战争中被殴打、毁容、重残的女性，而施暴的男人们通常是她们的同胞而非敌人。我不肯承认：等我成为合格的援助者时，这些特定的受害者已不再需要我的帮助。这样的决定会让十七岁的你自以为是。你尚且不知战争有多少后遗症，你一无所知。年少轻狂时，我们无法限制激情，以便从容地生活在战争的枷锁下；如今，我们却又无法割舍那种激情，无法自控。因此，所有重大的决定都基于一种假设：战争及其迅猛的余波将永远存在。希求整形手术的人被视为没出息的后进生，于是，你转而投奔整形外科手术中的截肢康复术。至于美容整形手术，想都甭想，除非你要专攻面部重造术。

期中考试前的一周，有天近黄昏的时候，外公问我是否考虑过选择哪个专科，好像这事儿已迫在眉睫了。我倒是已经想好了答案：“小儿外科。”

当时，我盘着腿坐在餐桌边，代替白色蕾丝桌布的厨房擦手巾上摊放着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二手旧书。外公在嗑瓜子，瓜子是摊在小铁盘中烤好的，他直接从盘里捡着吃。这是雷打不动的程式，和他做的许多事一样。他会把铁盘从烤箱里取出来，搁在两块软木垫上，再摊开一张放瓜子壳的纸巾。嗑瓜子之前，他总要先细细地看一遍；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连外婆也搞不懂他要找什么。细看的时候，他会皱皱鼻头把又方又大的眼镜顶上去，好让视线刚好对焦在瓜子上。那副模样活像是钻石专家，也让他显得很可疑。

“那样的话，上帝就不管你的事儿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