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天使们（第2/15页）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胡萨克从大学和专科学院驱赶出一百四十五名捷克历史学家这件事情，是极为意味深长的。（据说，每当一个历史学家离开的时候，就像在童话故事里一样，波希米亚的什么地方就生长出一尊列宁的塑像。）一九七一年，其中的一个历史学家，米兰·许布尔，戴着镜片非常之厚的近视镜，来到了我那位于巴尔托洛梅街的单间公寓。我们看着窗外耸立着的赫拉德钦塔楼，心情悲哀。

“为了消灭那些民族，”许布尔说，“人们首先夺走他们的记忆，毁灭他们的书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另外有人来给他们写另外的书，给他们另外的文化，为他们杜撰另外的历史。之后，这个民族就开始慢慢地忘记了他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他们周围的世界会更快地忘掉他们。”

“语言呢？”

“为什么不把它从我们这里夺走呢？它将只是一种迟早会自然死亡的民间用语。”

是否我们因为过度悲哀而有些夸大其辞了？

或者说，面对有组织的遗忘的荒漠，这个民族真的要无法活着穿越过去吗？

我们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捷克民族，在她具备洞察力的那些时刻，可以看到死亡的形象就在眼前。那形象既不是个现实，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但它还是具有十分具体的可能性。她的死亡与她相伴相随。

3

六个月以后，许布尔被捕了，并被判以长期徒刑。这时候，我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渐渐丧失了使用言语的能力。起初，他只是记不起某些词，或者在应该说某些词的时候，他说出了其他的与之相似的词，马上他就笑起来。到后来，他就只能说出很少的一些词，并且，每次他想要明确说出他的想法的时候，往往回到同一句话上，那是他还会说的最后几句话中的一句：“真奇怪。”

在他说“真奇怪”的时候，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是知晓一切却什么都说不出的深深的诧异。事物失却了它们的名称，混同到一个没有区别的惟一的存在之中。在和他说话时，我是惟一能够暂时让那个被遗忘的有名称的实体的世界从他那漫无边际的无语中显现出来的。

在他俊朗的脸上，深邃的蓝眼睛表达的是同以前一样的智慧。我经常带他出去散步。我们一成不变地绕着同一群建筑走，爸爸没有力气走得更远。他走得吃力，迈着很小的步子，一感觉到有点儿累，他的身体就向前倾斜，失去了平衡。我们要不时地停下来让他休息一下，前额抵着墙。

在这些散步中，我们谈论音乐。在爸爸能正常说话的时候，我很少问他什么问题。现在，我要弥补失去的时间。因此，我们谈论音乐，但这是一个奇怪的对话，因为其中的一个人一无所知却掌握着大量的词语，而另一个人无所不晓却一个词也说不出。

在他病中的这十年间，爸爸在写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奏鸣曲的巨著。他写的时候比说的时候要好一些，可即便是在写作中，他也越来越难以找到他的词句，他写的文稿也就变得难以理解，因为它是由不存在的词组成的。

一天，他在他房间里叫我。他在钢琴上打开了奏鸣曲作品第一一一号的变奏曲。他指着乐谱（他不能再弹钢琴了）对我说：“你看。”他又重复说“你看”，并且在做出长久的努力后终于说出：“现在我明白了！”他一直试图向我解释什么重要的事情，但他说出来的话尽是些完全难以理解的词。之后，看着我没听懂他说的东西，他便惊讶地看着我，说：“真奇怪。”

当然，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他很久以前就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变奏曲是贝多芬晚年最喜欢的形式。乍一看，人们会认为这是最肤浅的形式，是音乐技巧的简单罗列，是一项更适于花边女工而不是贝多芬的工作。但是，贝多芬（首次在音乐史上）使它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形式，在其中他写下了最美丽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