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是在阿勒颇……”(1)（第3/6页）

警察平时只会干些往错误的地方送去错误的信息之类的事，其他事就一点忙也帮不上了。其中一个冲我吼叫，嫌我太烦人，另一个避开眼下的问题，怀疑我的结婚证书有问题，因为他非说证书上的印章盖在了错误的一面。第三个是个胖局长，棕色的眼睛很清澈，自称业余时间写诗。尼斯有很多俄国人，或是定居，或是暂住，我在他们中间查找，问了各种各样的熟人。听他们中有些碰巧有犹太血统的人讲，他们落难的亲人挤满了开往地狱的火车。我的苦难则和他们相反，平平常常，看上去有点脱离实际：坐在某个拥挤的咖啡馆里，望着眼前淡蓝色的大海，身后是空壳响声一般的喃喃细语，反反复复诉说着犹太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还有大洋彼岸的灰色天堂，那些领事们办事的粗暴态度和反复无常的怪脾气。

我到了尼斯一星期后，一位懒洋洋的便衣侦探来访，领着我走进一条曲曲弯弯、臭气熏天的街道，来到一栋黑漆漆的房子跟前，房子上的“旅馆”二字饱经污垢和岁月的侵蚀，几乎看不清了。他说，就在这里找着了我的妻子。当然啦，他领来一个姑娘让我看，完全是个陌生的人。可是我这位福尔摩斯朋友却锲而不舍地花了好长时间，非要我和她承认是已婚夫妇。与此同时，她那个肌肉强健的床伴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听，两只光胳膊交叉起来抱在带条纹的胸前。

当我终于摆脱这些人，回到我住的地方时，碰巧经过一行排得密密实实的队伍，在等食品店开门。我的妻子就排在这行队伍的尾端，正踮着脚尖费力张望店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我现在想想，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希望店里在卖橘子。

她的故事有点含混不清，但完全是老套路。她返回弗热赫，没有在我留下口讯的火车站询问，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一群难民建议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便在一间没有自行车的自行车店里过夜，与三名老妇同睡在地板上。这三个老妇，据她说，躺在地上就像排成一行的三截木头。次日她发现身上钱不够，去不了尼斯。最后她向三个木头老妇中的一个借了点钱，却又搭错一班火车，抵达一个她记不得名字的城镇。两天前她来到尼斯，在俄国教会找到几个朋友。他们告诉她我在这一带转悠着找她，肯定很快会出现的。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次我坐在我那小阁楼中唯一一把椅子的边缘上，搂着她年轻娇小的屁股（她正在梳理她细软的头发，每梳一下，头就往后甩一下），这时她淡淡的微笑一下子让一切都奇怪地抖动起来。她将一只手搁在我的肩上，低头盯住我，仿佛我是个池中倒影，她如今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倒影的存在。

“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实话，亲爱的，”她说，“我是个骗子。我和一个在火车上遇见的野蛮家伙在蒙彼利埃过了几夜。那根本不是我情愿的。他是推销洗发液的。”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哪来的扇子，哪来的手套，哪来的面具。 (6) 那天我花了整整一夜，后来又花了不知多少个夜晚，想从她口中一点一点地查证清楚，但没能全部搞清。我当时有个奇怪的想法，觉得我首先必须查明所有的细节，重建每一分钟，然后才能决定我是否受得了。可是想要得知事实的欲望漫无边际，我自己也不能断定大概到了哪一步我才可以自认满足。我想得知的情况可以分解为无限多个片断，每个片断之间的间隔不知有多大，那分母也不知会有多大。

唉，第一次盘问时她烦得很，对我的盘问懒得回答，第二次盘问时她干脆无所谓，因为她确信我已经不要她了。她那些解释，都是胡编乱造，只能引得我痛苦，她却好像认为那是安慰我的奖品。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她动辄精神崩溃，但很快又振作起来，回答我那些不好写下来的低俗问题时，要么声音低得断了气一般，要么可怜巴巴地笑笑，话题一拐，净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恨得发疯一般直咬牙，牙关疼得快要爆裂了——那种疼痛火烧火燎，但不知为何，好像比迟钝而沉重、默默忍受的痛苦要好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