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是在阿勒颇……”(1)（第2/6页）

你也知道，当时我一度筹划，要以你为榜样，来个幸运出逃。她同我谈过她的一位叔父，据她说住在纽约。他曾在一所南方大学教过骑术，娶了个有钱的美国女人，借此发了迹，两人有个未成年的女儿，天生耳聋。她说她早把他们的地址丢了，但一两天后地址又奇迹般地被找到了。我们写了一封言辞生动的信，结果石沉大海。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从芝加哥的洛姆琴科教授那里得到可靠的担保书，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办理手续以取得必要的文件，德国人就打进来了。那时我就料到，如果我们在巴黎继续住下去，迟早会有某个乐于助人的同胞向有关当局指出，在我写的书中，某一本的不少段落都表达了我的看法：德国因其罪孽深重，注定成为全世界永远的笑柄。

于是我们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蜜月。在《出埃及记》一般的流民潮中挤压颠簸，等候不知什么时候到、也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穿过像陈旧的舞台背景那样景象萧条的城镇，永远活在疲惫不堪的暮色之中：我们就这样流亡。流亡越久，我们便越清楚地感到，驱赶着我们的，不光是一个穿着长靴、挎着佩剑、拥有各色推进式垃圾的蠢人——他只是一个象征，还有更为可怕的、不可捉摸的事情，一种无时不在的、没有模样的恐怖，如庞然大物，不知来自何时何处，至今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即使在这里，在这城市中心公园绿色的空旷中，仍然摆脱不了那种恐怖。

唉，这么一个蜜月，她倒是勇敢地忍受下来了——还有点晕乎乎的高兴。不过有一次，在一节富有同情氛围的车厢里，她突然抽泣起来。“狗，”她说，“我们留下的那条狗。我忘不了那可怜的狗。”她是实实在在地伤心，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们从来没养过狗。“我知道，”她说，“可是我刚才想象着我们当初买下了那条猎狗。想想看，它现在就在一扇紧锁的大门后面哀号。”可是我们也从来没商量过要买什么猎狗。

我也不想忘掉某段公路上的那一家难民（两个女人，一个小孩），他们的老父亲，要么是祖父，半路上死了。天空中黑色和肉色的云混在一起翻滚，远处云雾笼罩的山顶上落下一缕难看的残阳。死人仰面躺在一株落满灰尘的梧桐树下，两个女人靠一根棍子和两双手，拼命要在路边挖出一个坟来。可是路边的土太硬，她们实在挖不动了，就并排坐在贫血的罂粟花丛中，稍微离开那具尸体和那把翘起来的胡须。但那小孩还仍然又挖又刮又刨，直到他翻开一块扁平的石头，一时间忘掉他庄严劳动的目的，蹲下身来，伸展开又细又长的脖子，仿佛要把颈上每根椎骨全让行刑的刽子手看个明白。原来他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褐色小蚂蚁，便又惊又喜地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蚂蚁拥拥挤挤，蜿蜿蜒蜒，聚聚散散，向各处安全地带爬去，去了嘉德省，去了奥德省，去了德罗姆省，去了瓦尔省，去了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而我们只在波城(5) 略作逗留。

去西班牙太过困难，我们便决定前往尼斯。在一个名叫弗热赫的地方（此站停车十分钟），我挤下车去买点食物。两分钟后我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我眼前一片空虚，好不凄惨（只见两根光铁轨，对你的惨状不理不睬，中间有煤灰一闪一闪地冒着热气，还有一片孤零零的橘子皮）。要为这一切负责的那个昏了头的老头，还蛮不讲理地告诉我，说我本来就无权下车。

当时要是在一个好一点的世界里，我还有可能联络上我的妻子，告诉她该怎么办（我们两人的车票和大部分的钱都在我身上）。可是事与愿违，我在电话上噩梦般挣扎一场，结果只是徒劳。于是只好放弃了电话上像是远远冲我咆哮的一系列微弱声音，拍了两三封可能到如今还没送达的电报。天色已晚，我只好搭下一班区间慢车驶往蒙彼利埃，那是她乘的那列火车的最后一站。在那里还是没找到她，我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前行，因为她可能上了我刚刚错过的马赛专列；要么返回弗热赫，因为她有可能折了回去。现在我都忘了，当初是怎样心乱如麻，让我选择了先到马赛，再到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