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4/11页）

在共产党占领西安后，由于担心手工业工人失业，负责工业工作的干部有意不让某些机械工厂恢复生产和运营。在一些地方，干部不允许妇女进入工厂工作，而是将大量棉花分发给她们，让她们在家里使用手工操作的纱锭工作。结果，许多纺织厂由于缺乏棉花无法满负荷生产。在东北，工会领导甚至发布了关于如何收费的专门指令。因为许多来自农村的干部似乎并不了解收费的重要性，他们甚至不会开发票和记账。[131]

哈尔滨、吉林以及安东的干部同样受到了批评，他们没有系统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无论是组织工作，还是教育工作，他们都停留在街道的水平上。[132]最初，解放区城市的行政结构分为三层：市、区、街道。1949年6月22日，天津市对这种城市管理方法提出批评，并正式废除了这一系统。新华社的社论也指出，这种行政结构是试图将农村的县、区、村三级政治结构照搬到城市中来。在农村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分布是分散的，不像城市那样集中。因此，区和街道政府无法有效地管理城市的工厂、银行、学校和其他机构。这种政治权力的分散造成了许多城市的“无政府状态”，致使市政府无法有效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因此，社论认为，城市政府应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具体政策应由市政府各个部门直接实施。[133]

在天津，召开了一次由市、区、街道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取消了区和街道一级的政治机构。市政府秘书对与会干部的缺乏纪律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区和街道的政治工作过于冗繁。这些机构取消之后，原来由它们处理的所有教育、宣传、文化、组织、公众卫生、治安、户口登记、工商业和合作社的管理，都集中交由市政府下属的各局管理。[134]

在党正式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之后，立刻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这一声明使党在农村的许多领导和干部——尤其是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北方城市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135]——明显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已经无须再做任何农村工作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希望到城镇去，并且留在那里。有时，大批干部集中到一个甚至没有多少工业、毫不重要的小镇子，而周围的村庄还有许多土匪、残余地主势力在制造麻烦。

当林彪的部队到达华中时，这一问题变得愈发明显了，终于引起了共产党的重视。共产党提醒各地的负责人，只有彻底完成农村的改革之后，城市才能“领导”农村。林彪在《华中局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在东北和华北，土地改革已经顺利完成，农村地区普遍成立了人民政府，这为共产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些任务尚未完成的其他地方，当地政府决不能忽视农村工作。林彪认为，当前在华中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农村。“党的所有组织、宣传、教育和政府工作必须围绕这个重心，”林写道，“党的目标并不是留在城市，而是坚定地以农村为中心。”[136]

尽管缺乏城市管理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最基本的城市问题。和南京政府不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合理、有效、部分借鉴苏联经验的工人政策。该政策主要依靠社会风气、树立典型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条款，以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但并不赞同工人提出的可能严重影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要求。共产党试图利用民营企业家的经验和资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工人政策消除民营企业家的疑虑。这一努力始终没有完全成功过。但在1950年初，高岗自豪地宣称，在东北的第一年，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