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2/11页）

对于工人的第二个问题，李立三指出，过去工人的确经受着三重剥削，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以及中国工业本身的落后。现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被打败了。政府已经出台了法律，对私营企业的剥削进行了限制，保护了工人的利益。私营企业的剥削最终将被全部消除。目前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极端落后的经济。国有资本仍然过于弱小，它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承担起发展生产的全部重担。因此，不仅有必要利用私人资本，还要尽可能鼓励它向生产领域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私人资本赚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都将从中受益。[124]

在城市开展的反“左”倾运动意味着，共产党变更了发展的优先次序。1945—1946年，张家口的经济和生产目标仍然反映出共产党强烈的农村色彩。这一目标不过是更大的边区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对农业的重视甚于工业，对轻工业的强调甚于重工业。到1949年，共产党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目标，制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一次，他们强调发展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和农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占领主要中心城市，由此夺取国家政治权力。此后，革命力量才进入农村，领导和组织农民，建立工农联盟。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学生”——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革命战略。这一战略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城市的敌人实力十分强大，而革命武装又十分弱小。如果中国共产党机械地以城市为第一目标，他们将无法蓄积足够的力量打败敌人。

那么，在长期的农村工作后，为什么要转向城市，以城市来领导农村呢，一些批评家对共产党工作的突然转向提出了质疑。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首先，因为革命力量现在已足够强大，具备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城市地区的能力。其次，中国共产党主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敌人控制的城市地区恰恰代表了中国经济最先进的部分。[125]

党在农村的根据地或许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城市，革命的胜利将始终是不完整的。农村可以用来包围城市，但辩证地看，也可以通过城市影响农村，并利用城市巩固革命的胜利。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入北平，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共产党占领了国家首都，而且象征着党重新成为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经历20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再次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者。

这一新的转变或许会给一些读者带来困扰，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城市的领导功能进行稍微详细的描述。城市向农村提供了科学的革命精神；城市的领导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不是全体市民的领导；只有拥有强烈阶级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科学的远见、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工人才能领导农民，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保守；工业会引导农业朝着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为现代化、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城乡之间的新关系并不包括“发展农村手工业和使农村城市化”以及“在城市中修建花园和让城市田园化”这种“诱人但无用”的目标。[126]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工业建设成为党的城市工作的核心任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心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兼顾公有企业生产、私营企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生产。城市工作所有其他任务，例如政治权利的建设、党的组织工作、工会组织、群众组织、治安、文化、教育以及宣传，都要围绕工业生产这个核心任务进行。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业生产、商业以及银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