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4/16页）

张的一些见解涉及很多通常与民主相联系的制度，这些见解与他对自由和平等原则的论述是一致的。他辩论道：英美的立宪制政府无法在中国存活。比如不可能举行自由选举，因为会被现有的有权势的党派操纵，谋求自己的利益。他宣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一起代表了国家的所有利益。因此，“当这些党派共同协商，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党派间的事，事实上它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为此，他着力强调了两个概念——妥协和制衡，称它们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119]

另外一个对这些观点中的一些所见略同的是梁漱溟。他论述到，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英美式的政府无法在中国建立。他坚称竞选从根本上与人们的习俗和行为不兼容，一部民主的宪法绝不可能在中国存在。然而像张一样，梁不愿意完全放弃希望。他建议一组专家能够发明另外形式的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有西方式宪法的民主政治系统，以此符合中国的国情。[120]

然而大体上，将对这一主题的见解付诸笔端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上面几位那样，对中国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未来抱悲观看法。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持“阻碍不过尔尔，没什么可怕的”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谷春帆表达了一个相当典型的观点：虽然对中国来说，民主政治作为政府体制的一种具有缺陷，但这些缺陷是能够被克服的——虽然是逐步地克服。[121]

另一位作者，郭叔壬也同意这个观点。郭特别批驳了张东荪和梁漱溟的观点，提醒他们立宪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他概述了美国自身在政治发展上所经历的困难：很多州在联邦宪法通过后还是与它有冲突；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不公，而宪法无力于阻止这种现象；政治和行政部门经常有腐败，选举也时常被操纵。但是诊治办法逐渐才能找到，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艰难。基于美国经验，他总结道：“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操纵就怀疑体制本身，就放弃将它付诸实施的努力。……这个体制的理想必须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从而使这个系统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缺陷，我们可以不断地努力克服。”[122]

事实上，较之借鉴美国，向英国取经的倾向更明显。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英国工党为中国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最佳范例。它在1946年的成功用事实支持了“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这个论点。“如果英国工党成功掌权，”储安平写道，“那么世界人民会很清楚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道路。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同时依旧承认人们的自由意志。”[123]

方法：联合政府

也许樊弘对那些拥护“第三条道路”的“当代教授”的不耐烦是有道理的。这些教授认为剥削者、压迫者和国民党将会自愿改革，并放弃曾经培育他们的体制。但是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这些教授在思路上是前后一致的。他们同样相信共产党会接受劝说——像储安平写的那样——“修改它的政策”并放弃在内战中的角色。[124]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论证共产党最终或长期的目标根本不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做得成这件事。因此在两头不靠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双方在军事上的胶着被认为能促使双方自愿做出妥协。同样地，这种胶着似乎也为中立派政党的发展壮大并成为第三股力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大家或多或少对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中，自由主义者最有可能成为三股力量中的一股达成共识。自由派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的决议上：建立联合政府。[125]王芸生这样描述政协会议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