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3/16页）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在这样的国家制造出新形式的不公。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它们只能增加人们的疾苦，因为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们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压迫人民。这些压迫的势力同时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包括享有特权的官僚资本、地主、高利贷者以及落后的封建社会的遗弃者，如几乎不从事生产的、经常依靠勒索和抢劫谋生的流浪汉和游民以及佃农和雇佣劳工。

张总结道：一个“渐进的”计划经济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唯一希望。有了计划经济，所有一切，包括政治和教育，必须同样被计划。这些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所有束缚生产的剥削关系必须被消灭而鼓励生产的剥削关系可以被允许在过渡时期存在。相反地，有益于生产的社会改革将被鼓励，干涉生产的将不被支持。张坚持每个国家必须在这条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推荐两个明显已经被成功应用的理论样板是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使得苏联后来迈入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及瑞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114]

比起施复亮，张东荪与北大经济学家樊弘的分歧似乎更多。樊教授在诊断中直来直去，毫不含糊，他为实现社会主义开出的方子也是一样的风格：

从经济上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都是由有产者剥削无产者阶级而来的。然则将奈之何呢？这当然要涉及政权的更迭了。

从政治上说，我以为，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动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阶级手中，但叫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地限制他们的剥削，予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段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和自由。[115]

樊教授的希望是中国能够转型成为“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是他很仔细，特别强调了“自由”这个词。就在这个时候，常有人表达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变成苏联附庸的担心。很多左派，包括共产党，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来否认中国和苏联之间必然有这样的关系。一般的论调是中国必须找到最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变中国的责任完全担负在中国自己身上。[116]

对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他们同时信奉社会主义理想和民主主义理想。孙宝毅在1947年张君劢同意让自己的民主社会党加入国民党政府后，与他断绝了关系。孙宝仪批评张君劢过分信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张曾经说过，事实上不可能从经济民主——他在这里把经济民主等同于苏联的经济系统——进化到西方实行的政治民主。孙这边辩论道，按照张的定义，从政治民主进化到经济民主同样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民主政党全都由资本家控制。

然而孙真正反对的，是张的“非此即彼”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投票，我们也需要饭碗，孙断言。既然英美和苏联的系统都没有同时给我们这两样，那让我们从每个系统中提取我们想要的，将其余的拒之门外。[117]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赞成如此概括他们的理想。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吸取什么？拒绝什么？怎么吸取？怎么拒绝？

张东荪是少有的几个致力于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内在复杂性的人之一，但是他也没有对解决的办法给出直接的回答。在强调计划经济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时，他建议平等和自由必须受限制，只能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生产的所有障碍都被扫除，还需要问自由是否被限制，平等是否被损害吗？他似乎对此也不是特别关注。“至于制定计划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由和平等”，他写道，“那是计划制定者的事，这里不做细节讨论。”还有一点是他不愿意放弃的。他称之为文化的自由，或者是文化和思想的绝对自由，他将它作为进步的政治系统的保证。一旦文化自由的种子播种下去，他总结道，它就不会停止生长。这将在中国培育自由的传统。[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