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2/16页）

然而，假如我们一定要在自由派反复提到的建议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的要点，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它也许将等同于1948年春国民大会前夕公开发表的、99名南京教授的集体要求。他们将内战归咎于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使用武力来获得政治权力。他们严厉批评共产党因为投身于世界革命而减少了对国家的忠诚，指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他们要求以下措施：

政治改革：

1．承认政治和经济平等原则

2．尊重言论自由

3．吸纳贤能进入政府

4．遵守法律

5．去除冗余机构，建立健全的文职系统

6．惩治公务员的腐败

7．分散权力，加强区域自治

经济改革：

1．清算官僚资本，征用私有银行在海外的存款

2．按照“耕者有其田”原则平分田地

3．所有银行国有化

4．所有公用事业国有化

5．货币改革，抑制通胀

6．改革税制，设立资本税和遗产税

7．改善公务员和军队人员的待遇[111]

有诚意的辩论开始了，所提出的建议超出了上面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协议的范畴，特别是讨论中包括了怎样将这些建议最好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问题。施复亮、严仁赓、张东荪和樊弘，在1947年底、1948年初《观察》上的文章互动是上面所说的辩论的充分表现。

也许因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施复亮的观点似乎总是能引起反响。他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都确信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借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顶点，原因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基本概念是不相容的。

但是施认为，因为中国还没有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不可能直接从“封建”阶段，经过被破坏的阶段，跃入社会主义。他主张在过渡时期实行一套方案，他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是这样一套经济方案，有着“新民主”政权，由劳动阶级领导，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后建立起来。它需要：对土地系统的一次彻底的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将国有部门扩大到包括银行、重工业、主要交通事业和一些轻工业；保护国有企业和工业，对小生产者进行援助；实行先进的劳动法，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制定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不鼓励个人财富的过分积累，鼓励将生产企业的利润投入再生产。[112]

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个方案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表述的方案大体上甚为相似，因此将使得施同事中的激进派满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浙江大学教授严仁赓，在一篇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施，在第二篇文章中，坚决抵制了施试图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最小化的倾向。严首先反对施允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继续存在以扩大生产，哪怕这种剥削关系已相当程度上柔化。严的第二条主要反对意见是施将经济系统变革的愿望寄托在“新民主政权”的未来形式上。严怀疑工人、农民、富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能够通力协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特别是在允许富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情况下。他声称，他们也许今天被剥削着，但是他们自身都含有剥削的性质。于是他赞成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我觉得或许我们能够一次同时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113]。

施复亮与张东荪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施复亮曾说他和与他辩论的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侧重点和解释方式的不同。这个说法在张东荪的例子中更说得过去。但是差异还是存在的。张，像施一样，将重点放在发展和增加生产上，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迈开的第一步。张同样感到社会主义不是速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就社会改革一项来说，就绝不可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实现。他同样相信，在这里他与施不同，自由主义及它在经济上的对应资本主义，不管多么柔化，都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保证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