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3页）

那么，什么是人心的基础？利益，只有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问题才能天下太平。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不高、资源贫乏的国家，恐怕只能选择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只有向人口数量占大多数的利益群体倾斜。这就迫使体制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这个东方大国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情感，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利益平均。在人口素质高的国度易产生平等思想，平等是能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平等渴求民主；在人口素质高并且物质丰富的国家才有追求自由的条件。没有高素质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强大的物质基础，追求民主和自由就是痴人说梦。相反，没有公民人格和公民能力，在物质上只渴望平均主义；在精神上，要求精英向大众妥协，知识群体向工农兵学习；在政治上，主动放弃民主，期望好皇帝、好清官。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中，没有精英的土壤；也就不可能有政治权威并自觉维护政治权威实现宽容和持久的改革，最终走向进步。相反，当利益分配差距拉大，国家的控制能力弱的时候，经常会激起革命的非理性情绪，从政治家到平民，容易被各种美好的口号引导，走向非理性的暴力，把像本文主人公梁草这样的无辜草民抛向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

战争与革命，革命与战争，如影随形。“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的思考，值得我们注意。

解放战争，又是2500万人的伤亡。如果再往上追溯，辛亥革命后，军阀蜂起，北伐战争有多少人伤亡，换来的国民党政权与清廷相比有多大的进步？中国近代，每一次的政治进步都经历了暴力和流血，重新建立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文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情强迫我们实行某种体制，体制的不完善又导致革命的发生，革命带来的可能不是长治久安的新体制，而是历史的倒退，并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冲突、社会动荡和人员伤亡。革命的结果如果没有比旧制度更加完善的新体制，这样的革命有何意义？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抗美援朝战争。南方老兵在零下40摄氏度的雪地里作战，有些人第二天早晨就被冻成了冰雕。为了不暴露目标，战士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直至把自己烧死也一动不动，不能让战友蒙受牺牲。这些情节让我震撼。同样是血肉之躯，他们有着怎样的钢铁意志，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为了信念敢于献身？又是什么样的利益和信念，使他们觉得牺牲是值得的、光荣的？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美军战俘营伤天害理的甄别事件和一些战俘被迫押送到台湾的经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眼前的这位老人身上被刺下的“杀猪拔毛”等恶劣的口号，我不会相信人类为了意识形态之争，会干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

无论是全球两大阵营的争端，还是一个国家内部党派之间的较量，都是源于价值分歧和利益争夺。如果没有人性的善良、着眼全球人类的胸怀以及对不同价值的宽容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基础，作为政治家的人格基础，那么这样的价值和利益就是片面的、狭隘的，人性可能就有滑向恶的危险。如果是普通人之间，就是一场冲突而已；但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有可能把一部分人推向战争，同时也给另外国家的人民带来战争的伤痛，给另外的社会群体带来灾难。战争是邪恶的，尤其要警惕那些在漂亮的口号下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国家”、“解放”、“革命”、“民主”这些引发非理性激情的美丽字眼带来的暴力危险，释放恶的巨大能量，这些能量只能带来毁坏，并不一定会带来富有进步的重建。砸烂一个旧世界，难道就一定能建立一个超越旧世界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