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第2/17页）

“哦，对不起。”扎拉笑笑，“我相信你至少是个车。同样的结论。”

她不怕得罪人，我喜欢这一点。

然而，课程结束时我们的联系也随之终止。我们的社交圈没有交集，只是偶尔在校园里遇见。几个月后，她却主动找到我。

我正独自在瓦尔餐厅吃饭，她坐到了我对面。最初我没能认出她。她那件我曾喜欢的黄色T恤——那件紧贴她上身、别致地包裹她胸部的T恤——已经很久不穿了。不再有短裙，不再有包裹着健壮大腿的紧身牛仔裤。她身着一条褐色长裙，裙摆一直垂到脚面，露出一双让人略感失望的平底拖鞋。她的头发包在头巾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庄重，但此时正值暮春时节，校园里其他女孩都酥胸半露，扎拉在人群中反而比从前更引人注目。至少对于我是这样。

她现在是穆斯林了，我猜。我刚认识她时，她刚经历了信仰的幻灭。然后是寻找。最终，不知为何，伊斯兰教。我从未想象过她会皈依一种关于顺从的宗教，即使这种顺从是在神的面前。

她解释说，皈依以来她越来越多地想到伊拉克。尤其是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关于乌玛[62]的命运，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伊拉克死亡人数——多得难以想象，而且似乎无人关心。她找我是想获得第一手资料。事实的真相。准确地说，是几年前我在那儿时的事实真相。

“对我说实话。”她说。

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心底有一种逆反情绪，与保守派谈话时，我倾向于谴责战争，而与自由派谈话时，我却为战争辩护。我经历了布什政府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那几年，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扎卡维[63]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每次和那种自以为洞悉伊拉克局势的人聊天，都气得我想把屎揉进他们的眼睛里。

而且，她并没有小心回避敏感话题：“你怎么能杀自己人？”我相信这是她问我的原话。

“什么？”我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你怎么能杀自己人？”

“他们不是自己人。”我说。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她说。

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逊尼派—什叶派的战争很清楚地说明乌玛不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哼了一声，略作沉默。我看着她的平底拖鞋，感觉曾经熟悉的那种老兵面对平民时的愤怒从心底逐渐升起。

“我不是穆斯林。”我说。

扎拉脸上的忧虑多于惊讶，似乎她正眼睁睁看着我失去理智。她双唇微微翘起，唇形完美而迷人，如同她脸的其他部分。我看不出她是否化了妆。

“我是科普特人[64]。”我说，见她无动于衷，我只好解释道，“科普特东正教会。埃及基督教。”

“哦，”她说，“就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65]。”现在她表现出兴趣，侧着头，椭圆形的脸正对着我。

“穆斯林恨我们，”我说，“有时会有暴动。就像沙俄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我父亲常这么说。他曾目睹他的表兄在一次暴动中丧生，那个久远的事件成为我的家族历史中一个最根本的迷思。至少对我父亲是这样。科普特人的身份对我的生活并不重要。当然我也无法左右。

“所以你不祈祷，”她说，“因为……”

我笑起来。“我祈祷，”我说，“但不是向安拉。”

她眉头微微一皱，那表情告诉我，我永远别想和她睡觉。

尽管扎拉语气顿时生硬起来，匆匆结束了谈话，我没觉得她特别在意。但两天后我不得不面对学校“多元化与包容”部门主管的特别助理。一个矮胖的男人，肥厚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土豆形状的脑袋。我曾和他见过面。作为一个老兵和科普特人，我是阿默斯特最体现多元化的家伙。

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电子邮件里说我可能违反了阿默斯特学生行为规范中关于“尊重他人权利、尊严与诚信”的条款，尤其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骚扰：“包含但不限于种族、肤色、宗教、籍贯、族群、年龄、政治背景或信仰、性取向、性别、经济状况、生理或心理残疾。”这并没能帮我理出任何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