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3/4页）

“我们马上出发，”他告诉我，“不过我得去一下医院，就一会儿。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去医院。对我来说，他看上去非常健康。大约六七个士兵等在门口。我们穿过人群来到门诊室。医生已经在检查第一个病人了。这个士兵的脚底满是裂开的口子，像干旱的泥土一般。

约尼仔细查看后，好像对士兵的情况了如指掌。

“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这得靠他自己，”医生看了看士兵，然后说道，“我无法告诉你，他的病是否会继续这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好转，也许情况会更加糟糕。这个病已经好几年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染上的。”

“你认为自己能撑住吗？”约尼问士兵。而这个士兵只是耸耸肩，不知说什么好。

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脚底，他是如何吃力地挪动每一步的，我真是感到奇怪。

“也许，你应该送他去看皮肤科专家。”约尼建议道。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进来，约尼检查后确保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治疗。站在那里，我想起了自己在基层的连长，也是在侦察营。我不记得他曾经跟我们讲过话，除了有时行军前的一些只言片语。当然，他从没有单独跟我交流过。

不，事实不是这样。有一次他确实跟我说过话。那是在基地的最后一天，我去交回自己的物品。野餐用的碗两个星期前在苏伊士运河被一辆坦克压扁了。当我听到坦克履带的碾压声传来的时候，身子猛地往边上一闪，而没有把那只碗抢过来。坦克经过后，我只发现一个压皱的罐头盒子，一半埋在地里，上面满是土豆泥。

“那只碗没了，这就是你打算用来交差的吗？”军需官嘲讽式地质问我。“在这里签名认罚吧。”

我和他辩解了一番，这时从大楼的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这栋大楼也是连队总部所在。原来是连长在说话，“少在这里扯嘴皮子，伊多，签名吧。”

我签了名。

我爬上约尼的吉普车，朝大门开去。在我们面前耸立着尖尖的山峰，俯瞰着我们的基地。我记起了我们到山顶的夜行军——曾经有两次，四名士兵用担架抬着第五名士兵，上山又下山，只在山顶休息了一会儿。在一个半月的基地生活之中，这还算不上是特立独行之举。约尼去世后，有人告诉我，他也带过连队行军到山顶。那是在基地的第一天。约尼一马当先，没有停歇，其他的军官和士兵都跟在他后面。到了山顶的最高处，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坟墓兀立在那里，瞭望着一片视野非常开阔的山谷和阿拉伯村落。约尼在坟墓边跟士兵们交谈了一会，他没有讲士兵们从基地生活中能够期待得到什么，而是讲一个男人成为一名士兵的意义，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保卫人民。

我们离开了基地。约尼开车，我坐在他旁边。吉普车顺着蜿蜒的山路而下，一路从伯特利到了耶路撒冷。葬礼上，我们的家人团聚了——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姑父以及同辈的表亲。约尼和我都穿着军装。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比比，因为在侦察营执行任务而没能赶回来。叔叔伯伯们围在约尼身边，带着一种明眼人都看得出的慈爱和敬佩之情问候他。

之后，我们来到橄榄山上，那里有一片公墓区。旁边是远远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山。在种着橡树的、有几十年历史的祖父的墓碑前，父亲发表了悼文。我注意到，父亲的兄弟们在那一刻表现出内心压抑着痛苦的神情。父亲提到，虽然祖父母一直背负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但他们的孩子都离开了祖国。现在，孩子们重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相聚，为了母亲的葬礼。

悼文结束后，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把泥土掀进墓地。约尼从其中一个人手中拿过铁锹，开始铲土。泥土落下的声音在耳畔回荡。我的脑海里，仿佛浮现出最后一次见祖母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从飞行课程中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晚上去医院看望她。我搭了便车来到特拉维夫这个不太熟悉的城市。等到找到地方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询问值班的护士，哪里可以找到莎拉·米勒科夫斯基太太。护士领着我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打开了床栏杆边上的灯。“奶奶，奶奶，”我呼唤着，她已经醒了，但没能认出我来。“我是伊多，奶奶。我是伊多。”我望着她，雪白的床单中间，是一幅已经萎缩和佝偻的身躯。她爬不起来，迷惑地四处张望着。“我的伊多，”她用微弱的语气回应我，然后又渐渐睡去了。巨大的悲痛萦绕着我。漆黑的房间、裸露的墙壁、凝重的空气。护士在我提出其他要求之前，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借着电灯洒下的光晕，我又看了看祖母。她闭着眼睛，等着即将到来的死神把她从病榻上的孤独中解放出来。我在她旁边又待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