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第4/11页）

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发生时，康熙皇帝只有十岁。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学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修撰明史时，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为此，康熙皇帝多次发表谈话，要求一切从史实出发，“唯从公论耳”。有些话，他说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轻率地论断是非，后世自有公论，肯定要归罪于我，我不怕当时，但怕后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完成于康熙晚年，经过后来雍正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在二十四史中，这部《明史》仍然被认为是一部良史，其中，康熙皇帝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中，会说漂亮话的数不胜数，而从心里害怕后世公论、能够把事情做得像康熙这么漂亮的，真的找不出来几个。

在经济政策上，康熙十分开明。扳倒鳌拜自己执政之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将京畿地区一千八百多万亩土地无偿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对新开垦或复垦土地征收赋税的年限也一再放宽，达到六年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永不征赋，并对耕种者预借耕牛、种子、农具；开垦出来的田地面积并不清丈，全凭自己申报；到康熙后期，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明朝后期的四五亿亩，增加到了七亿多亩。有统计数字显示，康熙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豁免税粮、丁银、积欠赋税五百四十五次，总数可能远远超过了几亿两白银以上。

这种情形，势必会令百姓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康熙很明白，他娴熟地应用古代圣贤的教导来解释自己的作为：“民为邦本，要把体恤他们放在第一位；政在养民，不要用赋税搜刮他们是最要紧的。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富足，我当皇帝的怎么会不富足？政府的好处不给老百姓，那准备给谁呢？”

说实话，中国历史上，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少，而照着去做的却实在是太少啦。

把猪养肥养大了之后再杀，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帝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从来都不弱智，问题在于，皇帝也是人，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有，人所不敢有的欲望，他也可以有。这是瘦猪小猪也要杀的基本原因。官员们则更是如此，他们的欲望同样比普通人强烈许多，他们需要政绩，需要更高的位子与权力，于是，也就有太多的理由需要钱，需要把钱弄到手的理由与机会。他们任期有限，更高的位子与权力是许多人都在热切憧憬和向往着的。而这头猪不是他的，早杀早出政绩，早杀早得实惠，他有一千个理由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动手？养肥养大之后，说不定就轮不到自己杀，而要便宜别人了。

康熙皇帝本人和他所推行的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令此种景象大为缓解。这应该是他收拾河山与人心取得成功，并进而赢得自己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时节，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治理情况。在江宁——今天的南京，他先是派遣官员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后，他自己又亲自来到明孝陵前，向这位前朝开国皇帝致敬。当时，他向朱元璋行的是最高级别的三跪九叩首大礼，并在宝城前行三奠酒。这个举动，释放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希望消除满汉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应该说，尽管这一做法带有很强的政治用心，但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一种善意。那些思明仇清的大明遗民，在胜利者的这种举动中可能会备感心酸和惆怅。

回北京路过山东时，康熙皇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大张旗鼓地直奔曲阜，跑到孔老夫子的故乡，来对这位汉族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圣人表达自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