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第2/11页）

在为此发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认为：自古一代之兴盛，必定需要天下贤才振兴文化、共襄盛举方可达成。因此，他下令，全国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品学兼优、学识卓越，不管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在推荐之列，皇帝将亲自考试录用。随后，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搜求荐举人才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扩展开来。

当时，大清立足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但大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士子气节、种族成见和对大清入关后暴政的不齿，仍然在心底里发生着作用。因此，在荐举名单中，那些声望素著、影响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个大麻烦。地方官拿着征举诏书来到顾炎武家里时，六十五岁的顾炎武表示，他宁死也不会应召，如果一定要强迫的话，则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无可奈何，只能作罢。黄宗羲也一样，对来动员他的官员说，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杀。

关中名儒李颙（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经征召他们入朝做官，被他们以身体不好或者病重为由拒绝了。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现一下自己实心任事的精神了，于是，就把这些真正的鸿儒包裹起来，强行用床抬着他们前去参加皇帝的考试。李颙被抬到省城后，一连绝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变成丧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后来，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见他，他托病不见。搞得皇帝好生无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写了一块匾额送给他，上面大书四个字，曰：“志操高洁”。就凭这一手，康熙还真是不简单。傅山则是另外一个路数：被抬到北京城外时，他赖在轿子里死活不肯进城，大哭大闹，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慕名前来看他，他就装傻充愣，彻底将喜剧变成闹剧，看上去实在有失体统，康熙无计可施，于是也原样把他抬了回去。

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天下人的善意，这种态度时常可以换取巨大的回报，想必康熙心里算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顺从文化，一般不大会培养出天生不识好歹的人，对抗的升级常常在官府举措失当之后发生。推测起来，他必定坚信：自己释放出去的善意不会落空。若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令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长期坚持这种做法。

最后，一百七十余人的荐举名单上，有一百五十四人来到北京。皇帝很体贴，告诉他们说，时令已经十一月，“冬日晷短，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冬天到了，昼短夜长，不是做文章的好时候，难以显现出大家的满腹才学。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准备一下，来年天气暖和了再说。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安置好他们的食宿，每人每月发给颇为优厚的补贴，使大家不必为衣食发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被召进紫禁城，来到体仁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事情偏偏还没完，大家入座后，皇帝并不急于考试，而是大摆宴席，让大家吃好喝好，还好言好语地忽悠大家说，本来知道诸位才气纵横，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但出于对大家的敬重，还是给大家一个显示才学的机会。

考试题目按照当时的标准看，实在是简单得不像话，叫《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简单说就是写一篇散文、作一首诗。皇帝所派的读卷官，若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真的是超级豪华阵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学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后，在一百五十四人中，录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这些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已经有官职的授侍读侍讲，曾经中过进士的授为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让他们全部参与修撰《明史》。当时，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名气很大，迫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因此，有人写诗时故意不合辙押韵，甚至读不通，有人竟敢在诗文中写上犯忌的字样，还有人卷子没有答完，只写了一首诗便草草交卷等等。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录取，并授以官职。到了北京而不肯参加考试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职后放他们回家。有人接受官职之后，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样予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