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5/17页）

吴可读的日记《罔极编》中记载说：

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记载：

先是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己矣。

濮兰德的《慈禧外纪》中也记载：

咸丰病重时，肃顺曾与载垣密商，废慈禧或贬之冷宫。

尽管这些记载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基本内容都是说肃顺与叶赫那拉氏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肃顺的智商肯定也知道自己必不能为叶赫那拉氏所容，因此有依靠咸丰皇帝先下手为强的想法。双方的矛盾由生活小事引起，逐渐发展到后来争权的斗争，性质也就由此发生了变化。

咸丰皇帝在位的后期与恭亲王奕的矛盾，以及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那场政变的导火索。事实上当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接管北京事务后的那段时间里，朝廷已经开始分成两大政治势力，那就是以咸丰皇帝为核心的“热河派”和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肃顺无疑是“热河派”的代表。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就直接促成了肃顺与奕的对立。

3. “热河派”与“北京派”

“热河派”主要是随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的一些大臣，后来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都算作其中，有肃顺这样受咸丰皇帝器重的老臣，也有载垣、端华这样的亲王。“北京派”主要成员则是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后，以奕为核心留守京城的官员，例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

“热河派”人员因为受咸丰皇帝信任，所以经常为皇帝陛下出谋划策，地位显赫，是把控朝政的绝对力量，也是当时的实权派。“北京派”因为要面对英法两国的谈判，态度倾向于求和，算是后来洋务派的前身。

本来两派势力各自立场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按说不应该存在过深的矛盾，但肃顺对洋人的态度历来不退让，这一点从他与俄国人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奕却倾向与洋人求和，这就导致两派政见不同。而且，从肃顺与奕的过往经历看，两人也存在个人恩怨。

早在咸丰九年（1859），肃顺就借户部钞票的舞弊案件，惩罚了一批官员，其中就牵连到奕的家人。当时虽然没有涉及奕本人，但作为皇帝陛下的亲弟弟，家人被查抄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说是肃顺对奕的打击也不为过。前边我们也说过，两个人在咸丰皇帝面前也因为究竟该不该前往热河而吵过，其中想必也有舞弊案阴影的存在。

奕面对英法联军倾向于求和，让咸丰皇帝并不满意，热河方面就盛传奕想借助洋人的力量造反。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是奕作为亲王，让咸丰皇帝联想起当年因为皇位问题兄弟二人暗中较劲，还是心有余悸。

“热河派”和“北京派”两方作为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起源于回銮问题。

咸丰十一年（1861）北京议和后，奕以及北京留守大臣多次请求咸丰皇帝回到北京，但是肃顺等人却屡次阻挠。据李名慈的日记记载：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是日见华夷和约……盖夷人意指为多。闻有诏令六部各以堂官一人，司官四人赴行在承值。上未有返意。又闻车驾时出围打猎。

奕十分清楚咸丰皇帝在热河待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因此他与桂良、文祥、胜保等人联名上奏，认为咸丰皇帝前往热河，本来是为了召集援兵援救京城，现在已经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而且热河地区风高多寒，皇帝陛下的身体未必能够承受得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从多角度考虑，早日回到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