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5/18页）

以上是黄恩彤记录下的《南京条约》附件签署过程中，中英双方关于鸦片问题的交涉内容。看得出来，英国人时刻没有忘记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清政府的代表则顾忌道光皇帝的禁烟立场，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不过这番交涉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后来在实际层面上，英国商人走私鸦片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变本加厉。清政府代表在鸦片问题的谈判和条约中一再回避，也是鸦片后来能够继续走私的原因之一。但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一直是未曾改变的，坚持禁止鸦片不让其贸易合法化，一直是道光皇帝的主张。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日（1843年12月1日），道光皇帝在给两广总督耆英的谕令中，再次提到了禁烟问题：

朕思鸦片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

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除了谕令严禁鸦片之外，道光皇帝还特别关照沿海各督抚，要时刻警惕来自海上的走私贩烟船。例如，当他接到山东巡抚梁宝常关于登州府下属的荣成、文登、福山等县有两只双桅洋船停泊，内有广东、江西等省的不法分子驾舢板船，想要和当地的商民进行贸易，试图私贩鸦片的奏报后，即刻下令让当地督抚务必严禁海口商贩私自交易，以防止鸦片走私流入内地。又如，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48年1月21日）巡视中城御史志魁上奏，说编查保甲时发现名叫杜焜的长期吸食鸦片者，道光皇帝立即下令将志魁这件事“交部叙议”，以资鼓励。

对于吸食、贩卖鸦片者，道光的态度依旧是严惩不贷。然而纵观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禁烟，已经没有当初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那种决心和豪气。战争的失败，使得一些本来主张严禁鸦片的大臣，大多处在一种无权的尴尬位置，或者是意志消沉。例如林则徐，那个时候还在屯垦边疆。因此道光皇帝虽然继续力主禁烟，但也只是政策不出紫禁城，无人落实，或是打折扣地执行，使得鸦片走私在战后呈有增无减的态势。作为最高统治者，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无疑是悲哀的。至于鸦片战争后，鸦片在中国究竟泛滥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记载来了解。

德卫司在他的著作《议和后之中国》中写道：

广州自道光二十四年后，鸦片整箱运输街市中，直如非违禁品。

《中外记事报》这样写道：

鸦片贸易及吸食均成公开，并不隐避，青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见有运贩往来。

而《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列举的统计数字，更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鸦片在中国泛滥的触目惊心的景象，大致如下：

1847—1849年，鸦片输入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八百十四箱，价格是一千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元。1840—1850年，英国输入鸦片的箱数对比数字为：1840年是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上升为三万四千零七十二箱；1848年上升为四万六千箱；1850年则达到了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五箱。

从对比数字来看，仅仅1840年到1850年这十年间，鸦片进入中国的箱数就翻了一倍多，而且全部是走私流入，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因此，道光皇帝“禁烟未曾变”的态度，事实上只停留在他的脑海里，很多时候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威武，他的意志并非都能被贯彻执行。这其中有各级官吏的自身利益问题，当然根本问题则是体制原因。然而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是不可能去思考国家体制问题的，因此未来的道路，他只能是在悲愤和压抑中，继续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控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