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案冲击下袁之攻守策略（第5/6页）

对于攻击袁世凯及其政府的书籍，袁世凯也设法查禁，如人物品评社所出《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即因攻击袁世凯而被查禁。[13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方面还自造了不少文字，在各报反复刊登，对国民党进行攻击，以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如《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某军官之谈话》《解剖孙逸仙》等，都是袁世凯方面自造的。黄兴曾致电袁世凯，毫不客气地指出：“近来人心险恶……乙罪发现，往往媒孽甲短，以图钳制转移。此种恶风，不得不惟我公是赖。”[134]

其中，《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借“国民党员某君”口吻，攻击国民党。开头有段引言，以报馆口吻写道：“顷见国民党员某君著有谈话一篇，历言国民党之失败与夫南方全体商民对于国民党之疾首痛心，可见国民党在南方已无立足之地。循是不变，国民党殆无生存之望。从此以后该党或至于消灭，未可知也。此在国民党固属至可悲戚，即在非国民党亦当为洒一掬同情之泪。特觅得原稿，介绍于一般留心时事者，俾从事政党者知倒行逆施之无异自杀，庶几有所取镜，而政治或有上轨道之希望焉。”文中攻击“国民党人利用宋案涉及政治问题，近且与大借款事并为一谈，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蓄意推翻民国之心，路人皆知”，各国人士“吐弃蔑视”，南方商民“切齿痛心”，“每日攒眉蹙额，痛詈国民党之破坏大局”，又骂国民党“实在可恶”，“简直不是人”，称国民党之政策为“自杀政策”。[135]

《某军官之谈话》以“在北军中以骁勇闻，后与北方将帅联名赞成共和，现仍统某军”的“某军官”与某报“记者”谈话的名义，历数袁世凯和北方军人在建立共和过程中之贡献，强调“武汉起义，全国响应，推翻帝制，建造共和，虽赖先烈志士之提倡，及人民心里之要求，然非袁大总统及北方将士潜谋默运，一德一心，共和未必能成；即成矣，而两军相持，血战经年，全国人民死于锋镝者至少恐亦以千万计，财政损失至少恐亦以万万计”。斥责国民党对袁世凯及北方将士“有毁无誉，有贬无褒，几若北方赞成共和保全人命太多，于彼党大有不利”。又斥责国民党人“只有破坏野心，实无建设能力”，“其以政治家自命者，亦只知反对借款，反对裁兵，反对任免官吏，推其仇视政府之心，几无一不用其反对者”。其心“盖自视无一非开国元勋，而视我北方军界将卒直无与于共和之构成者”。谈话最后语带威胁云：“若辈……跳踉不已，愈扰愈乱，邪说暴行，横流全国，使人民受殃，先烈隐痛，共和政体虽成，幸福何在……吾辈为救国计，为保种计，不能不思所以筹策之也。”[136]

《解剖孙逸仙》则以“某西报”论孙中山名义，以极刻薄之语言，对孙中山加以攻击。篇首写道：“孙逸仙藏头露尾，鬼鬼祟祟，忽而医师，忽而学士，忽而谭兵，忽而论道，忽而铁路银行，忽而手枪炸弹，忽而底心下气，忽而横眉竖目，忽而做总统，忽而充强盗。真如孙大圣，一日万变，一变万状，南天北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可测度。外人谥之曰博士（言其万能），国民尊之曰先生，吾乃取博士之心、先生之舌，和以药物，为之解剖。”文中称孙中山自以医生起家以来，二十余年中，其态度变化“如孙悟空拔毫毛，不可以数计”。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已有六变：因陷困局而暂辞临时大总统，以便卷土重来，是为第一变；袁任临时大总统后，嗾使黄兴、陈其美等留难政府，是为第二变；因受革命党内攻击，“思借北方自重”，于是北上入京，是为第三变；入京后“易其仇视之心为媚事之计”，宣告自己不入政界，十年之内总统非袁莫属，“内藉退让之美名以揽人心，外结政府之信用以博巨款”，是为第四变；宋案发生，又攘臂而起，自愿带兵北伐，并通电五国银行团及欧洲各国报纸，反对大借款，是为第五变；迨遭官民反对，外人排斥，“党内溃如鸟兽散”，忽又“急电诉政府，卸罪党人，自愿出为调人”，是为第六变。文章最后以调侃语气写道：“吾未见善变如先生者，先生其蝴蝶化身欤，殆真得悟空衣钵者？谚云：女子十八变。先生伟人，其变正未有艾，吾人请得载笔以俟其后。”[137]《大自由报》还对以上六变进行概括性描述，称“第一变惊天动地”，“第二变怨天恨地”，“第三变局天蹐地”，“第四变欢天喜地”，“第五变昏天黑地”，“第六变呼天抢地”。[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