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案冲击下袁之攻守策略（第4/6页）

袁世凯的第四个策略，是对舆论进行严密操控，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打击国民党报刊或支持国民党的舆论，另一方面挖空心思攻击国民党人，以淆乱视听。

先是4月中旬，报载交通部受袁世凯主使，于4月1日颁发部令，令电报局，“以后各报凡关于宋案，牵涉政府及国会，牵涉军警干涉，概不准发电。每日由部派员二人到电局，专为检查”。[126]随着宋案证据宣布，不少舆论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给予猛烈批评，5月1日，袁世凯向总统府秘书厅交下说帖一扣，内容为建议对国民党报纸“酌量取缔”，令秘书厅函部“严切办理”。[127]同日，总统府秘书厅致函内务部云：

近日京中各报，对于宋案妄加批评，往往甲论乙驳，飞短流长，实足淆乱人心。查宋案既经法庭审判，将来自可水落石出。未经审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载，乃四月二十九日《国风报》《国光新闻》《中国报》任意诬蔑，有“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及“民贼独夫”等字样，应由贵部按照《报律》或《刑律》第十六章、第三十一章，严重取缔，以重秩序而安人心。相应函达，希即查照办理可也。[128]

内务部接函后，很快于5月2日拟定了给京师警察厅的训令，重申《报律》及《暂行新刑律》相关规定，对《国风报》等三家报纸予以“告诫”，“嗣后不得再有此任意污蔑之词，公然煽惑。倘再故违，定行令厅（指北京警厅——引者）依律办理”。内务部并“咨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饬各报，一体遵照”。[129]

5月3日，总统府秘书厅又致函内务总长，令其对报馆言论厉行检查，禁止各处报纸借端造谣，刊登不法言论，攻击政府。函云：

径启者。本厅接阅路透电，载译上海工部局取缔报馆告示，称近来各报多用论说插画关于政府、国家各事，作不规则言论，攻击在公之人，非常激烈。凡损人名誉、捏词诬陷之处，无所不为。此种牵动，率至摇惑人心，扰乱秩序，用特示知报馆各项人等，胆敢发刊此等不法言论插画，查明之后，即行拘拿收禁，听候罚办等语。查取缔报馆为内政之一，现在京内外各地报纸藉端造谣，攻击政府，甚或鼓吹内乱，昌言无忌，其言论自由已逾法律制限之外，若不示以儆惩，难免〈不〉滋生事端，贻害大局。上海工部局于租界地面已能出示禁止，内国警察权所及区域，尤应励行检查，俾守范围。特此函请贵部通令全国各民政长及各警察官厅，遇有前项情事，□□□□，倘一再故违，即行拘究，按律罚办，已□内政，而销乱萌。此致内务总长。[130]

5月6日，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呈文内务部，提出拟由警察厅函知各报馆，嗣后除“关于营业之传单暨议院纪事录，无论何项号外或传单，均应送厅检查。其事机紧迫、不及送厅者，则就近送该管区警察署检查。检查许可后，立时加盖‘检’字戳记发还，方可刊布。倘不送检查，遽尔发布者，其号外、传单一律没收，并将发行人依律办理”。[131]

很明显，严格的检查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报纸，政府方面报纸或支持政府的报纸并不需要遵守。《民权报》曾揭露当时袁世凯方面对报刊言论的操纵与压制情形道：

近日所发见之事实，为袁氏欲打消有力之言论者，其手段约有二种：其一利用袁党之报纸，使淆乱是非。如北京《国报》《国维报》《黄钟日报》《大自由报》等，捏造新闻为某某造反、某省独立、南方某乱是。其二摧折非袁党之报纸，使不敢直笔。如取缔《国风日报》《国光新闻》《中国报》，宪兵干涉《民主报》，杨以德之控告《新春秋》，及扣留报馆访电等是。其所以行此二种手段之意，前者为抵制，期以私党之造谣，淆乱天下之耳目，而转使杀人卖国之确据，亦扯入流言中，而使人不信。后者为压抑，期以专制手段，钳制人民之言论，使不敢言，而其罪乃可为无形之消灭。此皆袁世凯之狡计也，而语其究竟，则既缄人民之口，而复以其机关报之造谣，播传于世，藉以发为乱命，肆为罗织，以期明杀民党，大杀人民，以逞凶暴之焰。此又袁世凯之毒计也。而民权民命，危机一发，哀哀众生，万劫不复矣。[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