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洪赵不能到案真正原因

洪、赵以及赵的另一位秘书程经世迟迟不能归案，不断引来舆论对政府袒护三人及破坏共和法律的批评，《民立报》6月中旬的一篇评论文字可为代表：

宋案预审至今，为日已久，而赵、程、洪三犯仍依然逍遥法外。检察厅之传票，则不发生效力；外交部之与胶督，则一味敷衍。无切实之办法，模糊影响，愈延迟，愈难解决，致国民今日对于宋案，亦多漠然视之，淡然置之者矣；或者不过喟然太息，痛恨赵、洪等而已……赵秉钧者，宋案之主要犯也，赵永不到案，此案永无结束之日，而民国法律亦荡然扫地……夫明明杀人也，而可以狡辩抵赖之，明明法庭传讯也，而可以托故推辞之，法庭既难保持其独立，国民又不为法庭之后盾，法律解决云云，完全不足恃矣。民国有此怪象，共和精神澌灭殆尽，推源祸始，吾不得不痛恨于袁氏及其私党也。袁世凯及其私党，极力为赵开脱，以长赵之恶，使不到案，匿之于三海；代赵拟辩护电文，谬引以废止之刑诉律第三百零三条，欲移京办理，以遂其含混蒙蔽之计。法庭一再传讯，概置不理。而其次之要犯程经世，则更毫无消息，置传票于不问，盖赵既不到案，程亦可以推诿，假作痴聋，而政府既袒赵，亦不得不袒程也。夫赵、程固得权力之庇护，而暂时逃于法网矣，则洪述祖固明明为宋案之教唆犯，袁政府与国民皆一致谓其有罪，外交部且一再向胶督交涉，证据亦已交与胶督，如是则引渡洪犯当亦甚易也。乃日复一日，洪犯仍逍遥于法外。岂胶督之不肯交出欤？抑政府之阳为交涉，而阴为放纵，请胶督以暂缓引渡欤？吾知袁政府既袒护赵、程二犯，自无不袒护洪犯之理，何也？洪与赵、程有密切关系，有连带责任，洪犯而交民国法庭讯审，赵、程亦无所逃其罪也。况赵忝为内阁总理，赵之杀人，政府同负其责，袁更不能谓与己无关。是则袁政府为自卫计，宜乎其出全力以拥护此三犯也。而一般私党之依赖袁政府以谋利者，亦宜乎其为此三犯极力开脱也。[150]

此段文字把政府迟迟不将洪述祖引渡归案的原因，解释为“洪与赵、程有密切关系，有连带责任，洪犯而交民国法庭讯审，赵、程亦无所逃其罪”；而赵以内阁总理身份杀人，若不能逃罪，则“政府同负其责，袁更不能谓与己无关”。因此，“袁政府为自卫计”，这才“出全力以拥护此三犯”。然而，事实是，杀宋之意起自洪述祖，系洪假借中央名义，唆使应夔丞付诸实施，袁、赵与杀宋并无直接关系。这样一来，就必须回答如下问题：袁世凯既非杀宋幕后主使，何以要故纵洪述祖，并迟迟不将其引渡归案？又为何要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百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宋案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即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如前所述，宋案案情错综复杂，实际上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此外，宋案证据中仅出现一次的未遂“除邓”事件，对案情发展亦起到关键作用。宋案四大关键人物袁、赵、洪、应，与上述各方面案情的牵连各不相同。宋教仁被刺后，在舆论和司法机关均将穷究刺宋主谋作为主要目标，甚至可以说唯一目标的情况下，与杀宋无直接关系的袁世凯，本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司法机关厘清案情，抓获真凶。然而我们却看到，在案发后出现了极为矛盾的一幕：一方面袁世凯极力辩解政府与宋案无关，另一方面明知杀宋为洪述祖所为，却故意将其放走；而对完全不知洪述祖杀宋计划的赵秉钧，则竭力阻止其自证清白。这些反常情况说明，袁世凯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谁清白，谁主谋杀害了宋教仁，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所真正关心的，是宋案中另外的问题，即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等案情如何才能不曝光于法庭之上，以及如何应对宋教仁被刺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