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赵拒检厅票传实为袁幕后操纵

宋案经过租界会审公廨预审，决定移交中国法庭后，国民党方面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商量，决定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但遭到司法部、各省司法界和众多舆论反对，最终宋案决定按司法部的命令，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

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择要宣布宋案证据后，赵秉钧于4月28日发出“勘电”，力辩自己和政府与刺宋案无关。同日，程德全致电袁世凯，强调“此案一日不结，人心一日不安，并要求令饬赵总理亲身来申受审”。[109]社会各界也纷纷要求赵秉钧迅速到案。《大中华民国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政府既处于嫌疑地位，将来无论为普通裁判，为特别裁判，赵总理均应到案被质。果为赵主使也，当然受法律之裁判；果与赵无干涉也，一经审判，即可恢复赵氏之名誉。若避不到案，空言辨论，岂足以昭大信而服人心哉！”[110]该报还刊登了一系列电报，从中可见群情激奋之情。其中“上海全体公民”通电云：“宋案铁证披露，涉及二公，望总统务以国法为重，挈同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廷〔庭〕之裁判，以谢天下而安人心。”[111]国民党宁支部通电云：“宋案证据业经程都督、应省长‘有电’宣布，国务总理赵秉钧系嫌疑要犯，乞咨请大总统，速解职归案受审。”安徽省议会通电，要求“速行组织特别法庭”，“严究主名”。江西省议会通电，要求对袁、赵“提起弹劾”，并主张在组织特别法庭之后，“由各省议会员陪审，以公人民而昭郑重”。[112]华侨也纷纷发表通电，如新加坡华侨总商会通电云：“宋案经程都督、应省长正式宣布赵主谋，乞严裁判，以彰公理而平人心。”[113]甚至有华侨通电提出“不杀主谋，何以谢天下”，要求“速诛赵以谢天下”。[114]又有《河南同乡忠告赵秉钧书》现于报端，劝其辞职，定期赴沪受质，批评其“计不出此，乃通电各省以驳辨，假病请假以掩饰，复多方运动，使少数无意识者强为辨护，独未想此案关系若何重大，徒恃舌战，将欲盖弥彰，能有济乎？”[1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等发表通电，指出：“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迅办，赵总理既涉嫌疑，届时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强辞辩护，抗不受理。”[116]此数人在当时均具有很大影响，因此电报一出，立刻引起各界关注。

在各方强烈呼吁声中，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经北京地方检察厅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内开：“暗杀宋教仁一案，本案经检查证据，该被传人迹涉嫌疑，着即来厅候质，限五月十九日到厅。”[117]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又致电北京地方检察厅，请代传赵秉钧、程经世，电云：

北京地方检察厅鉴：暗杀前农林总长宋教仁一案，业经本厅检查证据，除应夔丞、洪述祖外，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均涉嫌疑。已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两纸，请贵厅协助分别代传，务祈按期解送来厅，并望先行电复。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齐。印。[118]

此消息传出后，徐血儿发表评论，认为“解决宋案当令赵秉钧早日到案归质，为第一着办法”，“赵秉钧果欲自白主使另有人在，则不可不归案诉之于法庭，以恢复平日之名誉”。但同时，徐血儿又对赵秉钧能否到案表示怀疑，认为“以袁之跋扈，或庇赵抗不到案，若是则法律终难解决”。[119]

果然，5月9日，袁世凯首先发表通电，以强烈态度反驳岑春煊等通电，为赵秉钧辩护，称：“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而感情用事者，日逞其不法之言论自由。”[120]5月11日，赵秉钧亦公开复电，反驳岑春煊等通电，提出不能出庭的三条理由。（1）“政府止负政治上之责任，不负刑事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因此，“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浑然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2）应夔丞与洪述祖究竟有何关系尚未判定，洪述祖青岛“江电”内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等语，试问与秉钧何涉？出庭受质，与谁对勘？”（3）宋案证据中，应致洪函内有为黄兴将私存公债60万元转抵银行，及运动苏、浙、徐、皖军队等事，“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资，煽惑苏、浙、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黄克强获免于追诉，而秉钧则必须质讯？”赵秉钧在电文中同时批评“野心枭杰，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而岑春煊等“盲从附和者流，误信流言，愈滋疑窦”。[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