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应发杀宋“紧急命令”

如前所述，在3月13日一函最后，应夔丞表示要“以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果然，仅仅一天后，即3月14日下午7时20分，应夔丞即由上海电报局向洪述祖发出“寒电”：

北京洪荫芝君：应密。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寒。[252]

此件电底向电局调取，盖有“江苏驻沪巡署缄”红戳，由捕房照“应密本”译出呈堂，原稿有应夔丞所注“速发，十四晚七钟”七字，并盖有应夔丞印章。对于这七个字，一位国民党人有过如下分析：

且观三月十四日应致洪电所谓“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者，其电文底稿，以吾所测，殆为应之书记所写，应从而批以“速发，十四日〔晚〕七钟”七字者。斯例迨〔殆〕如满清官吏之排场，是此书记究为何人，固亦案中要证也。乃今除武士英死外，其与应同囚者，仅一朱姓，不闻更追应之书记，且绝未闻官中提及此事。遗此要证，诚为疏漏之至。[253]

应该说这是极细密的观察。正因为尚有应夔丞同伙未被抓获，这才造成应夔丞被捕后，不断有各种谣言及匿名信件出现，试图淆乱观听，以帮助应夔丞脱罪。

“寒电”中“‘梁山匪魁’，即以宋江之‘宋’暗示宋教仁之‘宋’也”。[254]“顷又四处扰乱”，如前所述，是指宋教仁当时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政府。如3月9日在国民党宁支部欢迎大会发表演说，3月13日在《民立报》刊登《驳某当局者》，3月13日在上海尚贤堂发表演说，等等。宋教仁被刺次日，《民立报》记者回想之前蛛丝马迹，谓：

数日前，本埠即传闻，有人谋来沪行刺宋先生，宋先生亦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书多通，谓宋前至宁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意欲行刺，因劝宋先生戒备，而宋先生夷然处之，曾亲告记者谓：“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且即使非谣，吾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255]

此段所谓“数日前，本埠即传闻，有人谋来沪行刺宋先生”，可能是因为宋遇刺前一个多星期北京曾有“匿名氏”驳词及“救国团”通电，批评宋教仁在上海演说，所以有人怀疑对宋教仁不利。查宋教仁于3月8日由沪至宁，又于3月10日由宁返沪。[256]上段文字中所谓“宋前至宁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意欲行刺”，以时计算，就在这三天之间。洪述祖于3月6日致函应夔丞，要其对宋“乘机下手”，按当时邮递速度，应夔丞至迟3月9日可收到来信，由此判断，“潜随其后”之人很可能是应夔丞接到洪述祖指令后派出的，意图跟踪宋教仁，以为行刺做好准备。

对于3月14日应夔丞“寒电”，政府方面反驳道：“应未奉政府命令，擅剿捕人，应之糊涂凶横已可诛也。又谓‘转呈候示’，是以己竟〔意〕先杀人而后请示，遗祸政府，遂指政府主使，宁有是理？”[257]应夔丞之所以在尚未收到洪述祖对购买公债一事的确切答复时，便“已发紧急命令”，很可能与他获知宋教仁即将北上有关。在公共公廨第六次预审中，应夔丞律师爱理斯与应之间曾有如下对话：

爱问：汝知宋被刺前数日所作何事？

应答：宋将赴北京。

爱问：宋赴京登载何报？

应答：《民立》《民强》。

爱问：报载约在何时？

应答：约在三月十三日后。[258]

很显然，宋教仁一旦北上，离开了应夔丞的势力范围，想要刺杀就比较困难了，因此他在获知宋教仁即将北上消息后，立刻于3月14日发出“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应夔丞3月14日“寒电”还有一值得特别注意之点，即应夔丞系以“应密”发出该电。自从2月4日洪述祖致函应夔丞提出“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以来，应夔丞一直遵守这个约定，但3月14日“寒电”却忽然改用“应密”发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应夔丞看来，杀宋既为中央的意思，如用“川密”发电，则纯属应、洪私电（应手中“川密本”得自洪而非中央），洪将不便转呈，故以“应密”发出，并“乞转呈候示”。当然，不能排除应夔丞此举还有一旦事情败露，自己可以卸责于政府的意图。有趣的是，洪述祖也想到了这一层，后来果真以应夔丞所发系“应密”电为由，试图将责任推到赵秉钧头上，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预审时辩称：“至于梁山巨魁四处骚扰，及紧急命令已发等电，均系‘应密’，并非‘川密’，故接到后即转送与赵，不知内中所云何事，直至在青岛涉讼，始悉‘匪魁已灭’之电当时虽然看见，因应身任巡查使之职，疑系捕获盗匪，故亦不以为意。”[259]又称：“当时我接到此电，因系‘应密’，我处无电本，故即转送于赵，其中语句并未得知，现在观之，显系暗指宋姓。”[260]然而，由于2月22日之后，洪述祖手中事实上掌握着“应密电本”，[261]洪的上述辩解毫无说服力，不过狡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