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洪以“债票特别准”诳应杀宋

为了催促洪述祖购买公债，应夔丞在3月13日信的最后，一方面对洪述祖指示其乘机向宋教仁下手给予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又表示对宋下手需要经费，自己将“挪拢二十余万”，“急急进行”。洪述祖接到应夔丞回信后，本应如实、明确地告诉应夔丞“八厘公债”已经停售，可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在3月17日向应夔丞发出“铣电”：

上海文元坊应夔丞：应密。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荫。铣。[238]

由于“八厘公债”早已停售，这里所谓“债票特别准”，并不是特别批准售给应夔丞“八厘公债”之意，而是顺着洪述祖3月13日电中“恐折扣大，通不过”来讲的，意思是中央特别批准应夔丞以“六六二折”的低价来购买“六厘公债”。然而，从应夔丞方面看，由于他并不知道“八厘公债”已经停售，因此，接到洪述祖来电后，一定以为是购买“八厘公债”票获得“特别准”。“润我若干”，意为给我多少好处，洪述祖毫不掩饰其分利之意；“今日复”，则可见洪述祖谋财之急，而这必然使应夔丞更加相信，洪述祖帮他购买“八厘公债”确已有了结果。国民党人据此认定，袁、赵与洪、应实为同谋，因“洪、应函电磋商后，洪电询应云：债票准，何日交现兑款。是洪已许应也。使不得袁、赵许允，洪又何能令财政长照办？何以询兑现之期？应函一再声言六十二〔六〕万二千，如不由袁、赵特别允准，洪何能擅许应哉？”[239]又有评论道：“能饬财政部拨公债三百五十万者，究处何等地位，岂洪述祖以内务部秘书资格，得指挥财政部发给如许之公债票耶！”[240]

然而，对于洪述祖所谓“债票特别准”，袁、赵都坚决否认。袁世凯1913年4月28日致谭人凤“勘电”斩钉截铁云：“至公债票三百五十万，询据周总长，洪曾兜揽，知其人不足恃，却之。票有票根，抵押有押主，实事可征，决无其事。”[241]赵秉钧在4月28日自辩“勘电”中亦称：“至债票一节，查揽售政府公债，分润余利，本属稍有信用之人均可引受，况于应、洪亦实无特别允准之事，财政部有案可查。”[242]

由事实来看，洪述祖所谓“债票特别准”，不过是其为了促使应夔丞杀宋而采取的又一诓骗之举而已。如前所述，“八厘公债”早已停售，而“六厘公债”至1913年2月20日才发布相关条例，3月中旬前后，也就是宋教仁被刺前10天左右，才公布“施行细则”。[243]由于大借款谈判失败，财政总长周学熙曾于3月底呈文袁世凯，“请实行六厘公债以为抵制大借款之最后办法”。[244]袁世凯主张缓办，批复道：“目下所筹小借款既可敷衍至正式政府，两月以后，现状尚可支持。当兹正式政府成立之初，中央、地方大局均尚未定，此项公债颁行恐必无甚效力，反足以启外人轻视。应俟正式政府大定后，再行查勘情形举办。”[245]由此可知，“六厘公债”直至宋教仁被刺之后仍未发行，以后由于“善后大借款”成立，“六厘公债”事实上始终没有发行。[246]既然没有发行，洪述祖如何能够购得公债？尤要指出的是，应夔丞的要求是“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克日成交起息”，而洪述祖自3月17日发电声称“债票特别准”，到3月24日应夔丞被捕，中间足有一个星期，在明知应夔丞杀宋已经成功的情况下，却未按3月17日电文所说“另电”应夔丞“何日缴现领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洪述祖其实是在以空言欺应。鉴于受到国民党人质疑，袁世凯曾就此事询问财政总长周学熙，得到的答复是：“洪曾兜揽，知其人不足恃，却之。”[247]另外，4月12日北京《民立报》记者也曾向赵秉钧提及公债票一事，据赵透露：“此事近乃闻之于财政部，谓洪述祖确与财政总长商领公债票三十万，交应夔丞代售，因折扣未议妥，旋作罢论。”[248]这与洪述祖3月13日电恰可互证，证明政府并无所谓“债票特别准”之事，同时也印证了洪述祖的确未向袁、赵报告过“蒸电”。此外，袁世凯方面还曾于4月7日特电上海，请孙中山、黄兴等“密查公债究由何处交发，有无部（指财政部——引者）中印记、时日”，但并未见孙、黄查出回报，[249]这也进一步证实所谓“债票特别准”确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