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应提低价购买“八厘公债”变相索偿（第2/3页）

关于洪述祖3月13日“川密”电，1918年12月京师高等审判厅对洪述祖一案二审判决书说：

查洪述祖于三月六日发信教唆杀宋之后，应夔丞迄无答复，洪述祖又继以此电，其恐应夔丞未肯听命，故以酬勋为劝诱之手段，使其发生杀宋之决心，毫无疑义。[164]

这一解释大体正确，但从“应夔丞迄无答复”一句来看，法官显然没有意识到“燬宋酬勋位”与应夔丞要求购买公债票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没有把应夔丞3月10日致洪述祖“川密蒸电”视为对洪3月6日来函的答复，自然也就不会把洪述祖3月13日“川密”电视为对应夔丞3月10日致洪述祖“川密蒸电”的回复。

在收到洪述祖3月13日来电当天，应夔丞给洪述祖回了一封长信，该信包含多项内容，其中第一项所述如下：

前电述明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间所出之八厘公债票，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今以过付之日起利，夔处亲戚刘、胡、薛三家承买，愿出六六二，即每百万出实羊〔洋〕六十六万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指定之银行克日过付，共要公债三百五十万元。盖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因见临时期内见政府财政之窘，藉此补助，夔处并不扣用。乞转呈财政长，从速密复（夔费半月之功夫得此一票，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乞注意），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165]

由于此信原件被捕房在应夔丞宅中搜出，因此它是否寄给了洪述祖，就成为一个问题。程德全等人在证据检查报告中对此信有如下描述：

此函共三纸，首尾均不署名，每纸骑缝俱盖有应夔丞印章，信封面盖有“特任巡查长应”红戳，并附有裁断《民立报》《时报》各一纸。惟存而不寄，是否中止，或另行缮发，均未可知。[166]

不过，在1918年11月23日京师高等审判厅问到此信时，洪述祖表示，“此信确经收阅”。[167]据此可知，应夔丞家中所获是信的原件，其内容已经“另行缮发”给了洪述祖。

所谓“八厘公债票”印制告竣是在上年阴历十月初，因此，信中“九月间”准确讲应是“十月间”。由于洪述祖在3月13日电中只说“债止六厘”，并未说“八厘公债”已经停售，应夔丞显然误以为洪述祖没搞明白，甚至可能认为洪述祖是在和他讨价还价，想从中获取两厘利息的好处，因此写了这封更详细的信件，继续要求洪述祖帮忙购买“八厘公债”，称该公债“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家亲戚则愿每百万出66.2万元购买，财政部应该满意了。应夔丞并强调，是他家刘、胡、薛三家亲戚及其他戚友购买公债，借此补助政府财政之窘，“夔处并不扣用”，也就是说他并不从中得利。紧接着，在该信后面，应夔丞忽然又提到：“近住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为遯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168]此事真假姑且不论，应夔丞的目的似乎是在暗示洪述祖，自己有路子将公债票以“八三三折”兑换为现金，以此诱使洪述祖办理低折扣购买公债票之事。若按这个比例计算，应夔丞如能以“六六二折”，也就是以231.7万元购得350万元八厘公债票，然后再以“八三三折”转抵义丰银行，那么，他转手就可获利59.85万元。

不过，有一事令人怀疑，即231.7万元现金在当时属巨款，应夔丞的“刘、胡、薛”三家亲戚及其他戚友，是否真有此巨款购买350万元公债票？共进会遗存档案向我们透露了背后的秘密。原来，早在2月23日，就有日本“藤木商会”想通过应夔丞购买300万元中华民国公债票，应夔丞随后派死党吴乃文与“藤木商会”商谈，双方于3月15日最后达成购买350万元公债票的协议。[169]这就是说，应夔丞在3月10日给洪述祖发出“蒸电”，要求购买350万元公债票之时，他帮“藤木商会”购买公债票之事也在商谈中。应夔丞3月13日函中所谓“夔费半月之功夫得此一票”（从2月23日以后算起），指的就是这件事。显然，应夔丞试图通过购买公债票一举两得，一方面帮“藤木商会”的忙，另一方面又可以变相获取杀宋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