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构陷阴谋未果洪唆使应对宋“乘机下手”

在2月2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冬电”后，构陷“孙黄宋”计划即进入行动阶段。2月4日，洪述祖写信给应夔丞，向其讲述了袁世凯看到计划后的反应：

夔弟足下：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用此飞函驰布。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此信到后，望来简电，“函到”二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杜邮局迟误之弊（连邮局亦须防）。手此，即颂台安。名心启。二月四日。[112]

对此函，《民立报》附加按语分析道：“按‘冬电’即应夔丞故为大言，以倾陷国民党重要人物之电。赵付洪，洪呈袁，袁阅后喜悦，可见袁忌嫉之念，蓄之至深，闻有倾陷之谋，即深叹为颇有本领。又可见洪、赵朋比为奸，无所忌惮。民贼之手段，其辣如此。然应所云‘骗案’及‘提票’，实皆子虚乌有之谈，倾陷不成，而暗杀之谋亟矣。”[113]此种分析大体可以成立，不过此时谈杀宋为时尚早。又，国民党人徐血儿云：“洪致应电有‘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及‘面呈总统、总理阅过’等语，而所谓‘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即袁嘱洪转应之言，是则大暗杀案非特经袁世凯预闻，而且由袁世凯嘉许，令应进行也。此袁世凯与赵秉钧为大暗杀案之元凶正犯之确证也。”[114]这显然是过度解读，与原函意思并不相符。另一国民党人宗良则视此函为“袁谋杀宋先生间接之铁证”之一，“虽百喙而不能辩”。[115]这一表述稍微严谨一些，但显然也理解有误。袁阅过“冬电”以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证实了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计划的确主要由应夔丞提出。“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与“东电”中之“似已操有把握”，和“冬电”中之“其一已有把握”，隐相呼应，尤可指实袁世凯确实看到了该构陷计划，并指示进行。但袁世凯并未完全相信应夔丞可以做到，故在洪述祖“略提款事”后，袁表示需要应夔丞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于是，洪“飞函”告应。这是洪述祖第一次催促应夔丞提供构陷宋教仁的材料。因为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且事属不可告人，故洪述祖为防泄密，叮嘱应夔丞以后改用“川密”发电，以防用“应密”时于程经世或赵秉钧处泄露消息。这说明赵秉钧、程经世虽与闻其事，但洪述祖因与赵、程关系并不密切，故对二人又有所提防。为防邮件泄密，洪述祖又要求应夔丞回电时只要简单写“函到”二字，或加“件照寄”三字即可，由此亦可见洪述祖确信应夔丞可以购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为此，他“屡次函电促其进行，催取此件”。[116]洪述祖此时既谋求获取“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则其无杀宋之意可知，否则直杀之可耳，何必多此一举。

对2月4日函，洪述祖1913年5月在青岛接受德国胶澳审判厅讯问时，曾试图推翻。其供词云：

二月初四日余致应书于上海，称余已将此事报告大总统，大总统面有喜色云云。而实则余并未如此办过。余如此写信，不过欲激动应耳。余又称大总统曾言须将该案详情查明，并须觅得拘票照片作据等语。[117]

洪、应合谋构陷“孙黄宋”，主要目的之一是借机向政府索款30万元，在当时财政极度困窘的情况下，这个数目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倘若真如洪述祖所言，他并没有将构陷计划报告袁世凯，则没有袁世凯之批准，30万元从何而来？洪、应谋利之目的又如何能够达到？因此，其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洪在青岛德国法庭接受讯问之时，正值各方强烈要求政府将其引渡归案，洪述祖极力否认他与应夔丞构陷国民党领袖的计划得到袁世凯支持，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被引渡归案而与袁、赵讨价还价的结果，本书第六章将专门论述这一问题。